知青往事：时隔半个世纪，当年离开北京的情景他还记忆犹新

1970年3月15日的清晨，北京站的汽笛声穿透了料峭的春寒。王长宁背着磨得发亮的帆布挎包，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大提包，挎包里那本卷边的《毛主席语录》被体温焐得温热。他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刚满十七岁，额前的碎发被风拂到眼角，遮住了眼底那丝说不清是激动还是惶恐的目光。

站台上挤满了人，红旗在晨雾中猎猎作响，“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标语贴满了站台立柱，车站广场高音喇叭里也反复播放着同样的内容。王长宁的母亲红着眼眶，一遍遍叮嘱他：“到了东北写信回来，要照顾好自己，要团结好其他同学……”说到后来，她开始哽咽起来。王长宁的父亲站在一旁，眉头紧锁，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只说了一句：“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给家里丢脸。”声音却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眼睛里的泪水开始涌动。王长宁用力点头，不敢看父母的眼睛，他转身挤进了涌动的人群。

他的同学们大多和他一样，穿着妈妈新做的衣服，背着同款的帆布挎包，脸上带着未脱的稚气。张建军是他的同班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此刻正挥舞着手臂喊他：“长宁，这边！咱们在一个车厢！”王长宁挤过去，和几个熟悉的面孔凑到一起，车厢里瞬间塞满了喧闹的话语，好像父母的叮嘱声还回荡在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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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再次长鸣，列车缓缓启动。王长宁趴在车窗上，看着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被拥挤的人群吞没，北京站的轮廓渐渐模糊。他忽然想起昨天晚上，父亲在灯下给他收拾行李，把一把推子用毛巾仔细裹好，说：“到了农村，理发不像城里这样方便，你和同学之间要相互帮着理发，慢慢学习理发技巧，也可以帮乡亲们理发。”母亲则在一旁把二十块钱缝在了贴身的衣兜里，针脚细密，每一针都像是缝进了牵挂中。

列车一路向北，窗外的风景渐渐变了模样。城市的高楼大厦被低矮的平房取代，再后来，便是一望无际的田野。3月的北方，土地还带着冻土的坚硬，麦苗干枯得像一篷乱草，在风中微微摇曳。车厢里的喧闹渐渐平息，一同前行的同学们有的靠着座椅打盹，有的望着窗外发呆，有的则凑在一起翻看带来的书，偶尔低声讨论着未来的生活。

过了山海关，王长宁从口袋里摸出几个煮鸡蛋分给同学们吃，蛋壳上好似还带着母亲的温度。他剥开蛋壳，蛋白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那是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味道。他想起在学校的日子，想起和同学们在操场上奔跑，想起教室窗外的老槐树，想起老师在课堂上念“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时候，这些话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而现在，它们变成了即将面对的真实生活。

列车行驶了差不多两天两夜，一路颠簸，终于在第三天的清晨抵达了吉林省长岭县一个叫太平川的车站。下车后，大家又换乘了一辆辆马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颠簸了几个小时，才到达他们要插队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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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宁和张建军他们被分派在红旗大队插队落户，马车到达村口时，村口早已站满了迎接他们的父老乡亲，男女老少都有，脸上带着淳朴的笑容。大队书记是个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姓赵，他握着王长宁的手，声音洪亮：“欢迎你们北京知青来到红旗大队！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了！”社员们热情地接过他们的行李，领着他们往村子里走。

红旗大队坐落在一片平坦的黑土地上，土坯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有的屋顶覆盖着稻草，烟囱里冒着袅袅炊烟。路边的土墙上用石灰水写着醒目的标语，几只鸡在墙角悠闲地踱步，一条大黄狗摇着尾巴跟在他们身后。王长宁看着眼前的一切，陌生而新鲜，心里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一丝茫然。

王长宁他们十三人被分配在红旗八队，李队长安排他们暂住在队部的几间房子里，那是几间刚收拾好的土坯房，每间房子里都有一铺宽敞的火炕，炕面上铺着新编的苇席。张建军拍了拍王长宁的肩膀：“长宁，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了，咱们都要相互照顾，互相帮助，共度难关！”王长宁点点头，把帆布挎包放在炕上，拉开拉链，看着里面母亲准备的衣物、父亲给的那把推子，还有那本《毛主席语录》，心中忽然涌起一阵阵忧伤，他想家了。

3月的黑土地，风还带着寒意，却已经透出勃勃生机。王长宁站在队部的院子里，望着远处的田野和村庄，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将翻开新的一页，那些在城市里的少年心事，将被黑土地的风霜打磨，那些关于未来的迷茫，将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慢慢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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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已渐行渐远，曾经的知青生活经历也在一代人的记忆中渐渐模糊，当年离开北京到东北插队落户的情景，却已深深镌刻在了王长宁的记忆中，还是那样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王长宁老师讲述编写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