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参军15年成师职干部返乡，家人借住堂叔房子，将200元给母亲

1950年9月下旬的傍晚，西北军区炮兵某师的作战会议刚散，副师长李元明把作战地图小心卷起，视线却落在墙角那只暗绿色行军箱上。箱里放着首长刚批的探家证，还有一叠簇新的钞票——探亲费两百元，这是他离家十五年来第一次带着“薪水”回去见母亲。再过十来天，部队就要跨过鸭绿江，他不想把对家人的牵挂带到前线。

汽车从兰州出发，经西安、郑州，辗转半个月才抵家乡湖北孝感。火车不到的路段，众人靠步行，只因村口的土路还保持着战火后的残破。陪同的警卫员抱怨鞋底开了线，李元明笑着递过去根麻绳：“系紧，咱们打仗时都是这么撑过来的。”一句话，把紧张的气氛压了下去。

走近老槐树旁那座低矮的青砖屋，他看到母亲戴着斗笠，正从井边挑水。老人似乎在发愣，直到听见熟悉的脚步才猛然抬头，两行泪水顺着皱纹滑落，却还是抢上前来：“你瘦了，可算回来了。”李元明领着妻子和七岁的长子跪下磕头，这一幕，引来左邻右舍张望。得知当年那个爱读书的苦孩子竟成了师职军官，乡亲们啧啧称奇。

可欣喜很快被心酸冲淡。屋子里漆黑潮湿，堂叔的祖屋只剩一间半，母亲与弟妹七拼八凑挤在里头。灶台旁的陶罐揭开，凉红薯干混着野菜叶子，清苦味扑面而来。李元明背过身，捏着军帽檐，半晌没说话。

夜里，油灯摇晃。母亲端来一碗热乎的苞谷粥，递给出门在外的儿子。“妈，我带回两百元，这钱先用着，改天给屋顶翻翻瓦，冬天别再漏雨。”老人愣住：“留着前线花吧。”李元明轻声回答：“前线有组织，家里才紧张。”说着，把钱塞进母亲怀里。这段对话不过几十字，却像一记锤子，敲在在场每个人的心头。

乡政府听说副师长回乡探亲，派人送来两匹布、两袋细粮，顺带帮忙联系了空置的民房准备搬迁。李元明却坚持，让母亲暂住原处，把布料先做衣裳。他知道，一旦走后，亲人得靠自己，自给自足才是长久。

十一天转瞬即逝。李元明白日陪母亲去地头除草，晚间与弟弟对灯夜谈，讲长征过雪山吃草根的往事，也问弟妹是否愿意读书。那套他七岁起就梦寐的私塾课本，如今已换成政府免费办的农民夜校课本，他托地方同志照看，让弟妹们都能去识字。

临行前夜，母亲把一条青布带放进他肩包，里面缝着几块家乡腊肉，还有半截父亲留下的长寿烟斗。老人叮嘱：“前头战事紧，你别惦念家。”李元明喉头发紧，只回了声：“听话。”这一刻，他像回到出征红军的十九岁那年，眼眶发热，却不敢落泪。

翌日清晨，鸡鸣未歇，李元明站在村口。妻子抱着孩子，弟妹簇拥母亲。没有锣鼓，没有鞭炮，只有蝉鸣与雾气。李元明向母亲深深一躬，转身跨出村道。走出百步，他听见背后传来母亲沙哑又坚定的一声：“好好打仗，别惦记家里。”他没有回头，只把肩膀上的挎包提了提，加快脚步追上前头的警卫员。

11月初，李元明随部队入朝。新兴里雪原上，他指挥炮团连续七昼夜远程火力压制，为志愿军步兵夺占制高点扫清障碍。1951年春节，他因策应清川江战役表现突出，被晋升为炮兵师长。战友打趣他：“老李，等回国，该给母亲捎个带红星的肩章。”李元明笑而不语，心里却在盘算那条青布带里的烟斗还能留下几分家乡味。

1953年回到北京，调任东北军区炮兵部。颁授大校军衔那天，他寄出第一封家书，随信夹了三百元。信里没提荣誉，只交待“如今粮布票都好买，记得常给自己加碗肉。”母亲隔月回信，只写一句：“家里好，盼汝自重。”

此后十几年，他辗转福州、南京，多次主持火炮试验和山地炮兵战术演习。1964年，他四十九岁，肩章换成了金星一颗。那年冬天，他终于抽身回乡，发现母亲已搬进盖好的三间青瓦房。弟弟成了乡办工厂的车间主任，妹妹在镇卫生所当助产士。看着阔落的院子，李元明没说话，只捋了把落在门槛的稻草渣，突然很想念那碗泛着清香的苞谷粥。

一场风餐露宿的革命，把少年锻造成了将军；两百元探亲费，却在黑暗中为一个贫寒之家点亮了灯盏。火车汽笛声早已消散在岁月里，留在村口那串深深的脚印，却记录着两代人的担当与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