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战役：中美两个“疯子”将军的天才对决

1952年10月14日凌晨，朝鲜中部战线的天空被一片炽白闪光点亮，随后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597.9高地的岩石被掀起，碎石伴着泥土如暴雨般倾泻。山沟里，志愿军前线观察员瞪大了眼睛：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终于按下了“摊牌行动”的按钮。枪炮声的另一端，42岁的志愿军十五军副军长王近山捂着望远镜，朝弥漫着火光的山头看去，“这回真来了。”他低声嘟囔。

上甘岭其实只有两个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小山包——597.9和537.7高地。却因地处金化—谷山公路制高点，对板门店谈判筹码意义重大。联合国军若突破，可迅速把战线南推数十公里；志愿军若守住，就能让美军白白消耗。范弗里特看中的，正是用猛烈炮火撕开僵局；王近山守护的，则是中国军人“人力不可让”的底线。两名将军都曾被冠以“疯子”之名，此刻终于在山岭交锋。

先看北线。王近山出身贫苦，17岁闹革命，21岁就当上了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长征时他扛着机枪趟雪山，被称作“王疯子”。抗日烽火中，他在韩略村以一团人马把日军“观摩团”连根拔起，“服部直臣之死”让冈村宁次气得直跳脚。建国后，42岁的“王疯子”随十五军跨过鸭绿江；第五次战役因通讯失误导致六十军一八○师陷入重围，他自请处分，向中央军委检讨，却被毛主席一句“不要背包袱”打发回前线。此后，他把全部锋芒都准备在一次翻身仗里释放。

再看南线。范弗里特生于美国佐治亚州，1895年出生，比王近山大17岁。一战已是功勋少校，却长期受马歇尔等人排挤，晋升停滞。二战诺曼底登陆时，他还只是团长，看着昔日同窗艾森豪威尔、巴顿扶摇直上，心有不甘。朝鲜战争于他是最后的舞台——“我要用胜利来堵住那些人的嘴。”他对副官这样吼过。来到汉城后，他向参联会索要了当时能调动的最大炮兵和空军力量，扬言三天拿下上甘岭。

14日拂晓，40分钟、30万发炮弹倾泻，平均每平方米落弹超五枚，志愿军表面阵地被夷为平地。十五军四十五师仅半天就伤亡过半，某营营长在弹坑里向师部报告完毕后没再说出第二句话。坑道成了唯一的生路，也是唯一的战场。缺水、缺氧、缺食，一切都得靠人往里背。弹雨间，通信员把电台塞进胸口，以身体当绝缘；卫生员用最后一管青霉素给重伤员止痛，然后把没用的针头埋进沙土——“不能让敌人捡了去。”

范弗里特自信满满，昼夜轮番轰炸后派出美七师、韩二师轮换冲击。597.9高地一度插上了星条旗。他在前线指挥所端着望远镜，咧嘴笑道：“今天傍晚之前结束。”然而夜幕降临后，山头上忽然爆起一串红色信号弹，那是王近山给十二军下达的“云梯”暗号。十分钟内，附近山谷里同时开火，喷火器、手榴弹、爆破筒汇成狂潮，黑暗中“杀上去”的喊声连成一线。天亮时，美军旗帜被挤下悬崖，597.9又回到志愿军手里。

上甘岭之战的残酷，在坑道里被推向极致。40厘米厚的花岗岩顶不断被炸松，炸药桶一波接一波滚入暗道；而战士们端着冲锋枪，堵在仅能容一人通过的拐角，脚下是同袍与敌军混杂的遗体。志愿军火力吃紧，子弹多用完了，手榴弹绑在铁丝上当绊雷；缺水，就用板锹刮岩壁上的冰屑舔上两口以止渴。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再次冲出，被机枪封锁在斜坡。零点三分，他抱起爆破筒，扑向敌火力点，一声闷响后留下一个深坑。有人问起他最后一刻的情形，幸存者低声说：“他没来得及喊一声，就趴上去了。”

然而范弗里特的“疯狂”远未冷却。10月30日，他命空军加大投弹，日均投射量逼近联合国军在欧洲战区最高纪录，还动用“火海战术”燃烧弹覆盖林地。五十丈外，王近山看着滚滚黑烟，鼻子里全是焦糊味，他突然笑了。“他高估了炮火，低估了人。”为了反制，他请求火箭炮支援。11月5日凌晨，四十门“喀秋莎”同时发声，白色火舌划破夜空，整个美军前沿指挥所被震得土石翻飞。警报声里，范弗里特仓皇躲进掩体，身边副官喊了句：“Sir，they are crazy！”——短暂的惊愕后，他低声回了一句：“So am I.”

炮火并未让美军后退，却让他们的伤亡数字曲线上冲。最新统计中，第七师一个加强营只剩不足三十人，韩军更是弃壕而逃。范弗里特预计的“代价两百人”此刻已突破七千。11月25日，他不得不调整战术，从夺占转向消耗。与此同时，王近山催促后方：“硝药、炸药、干粮，有什么来什么，时间拖得住，命就能保住山头。”十二军、三十八军先后顶上，十五军骨干则在坑道深处继续修筑第二防线。志愿军的“人海”不再是密集冲锋，而是一茬接一茬的分批轮换，哪怕前往火线的路途得爬过被炸得发烫的乱石。

到12月上旬，双方已陷入筋疲力尽的相持。上级下令适时收拢兵力，稳住现有战果。范弗里特的“摊牌行动”虎头蛇尾地宣告破产，他没有拿下那两个小山包，却把自己推成了“伤亡制造者”。美军后续统计显示：仅上甘岭一役，联合国军死亡、失踪和受伤约2.5万人；志愿军伤亡也在1.1万以上。硝烟散去，597.9高地比最初矮了两米，岩石碎成粉末，朝天松被烧成焦枝。山下一条小溪，三天流的都是灰黄色的水。

停战谈判桌上，美方代表嘴硬不已，桌下却频频递交照会，希望迅速实现“各回三十八线”。而在板门店外，志愿军分批踏上归国路。王近山走到鸭绿江畔，望着阴云低垂的对岸，沉默很久才说出一句话：“这回，脸面算找回来了。”

回国后，他因纪律问题被下放到河南黄泛区农场，住土屋、喂马、修堤坝。1965年秋天，场部放映影片《上甘岭》，门口一片喧闹。王近山挤到最后一排，拄着拐杖。银幕上，烈火中的黄继光扑向暗堡，场内掌声齐起，他却猛地站起，踉跄走出门口。陪同的知青追出来，只听见他低声说：“那帮孩子……不止这点人啊。”泪水顺着灰白的胡茬一直流到军衣领口。

1978年春，结肠癌被确诊。病床上，他常扒着窗沿眺望远处的晨雾，似乎又回到火线。老部下张立山带着一包香烟来看他，他用尽力气抓住对方的手，艰难地挤出一句：“别抽了。”两人对望无语，烟盒被攥得瘪扁。

王近山于12月10日去世，终年六十三岁。范弗里特比他多活十八年，1983年安然辞世，享年八十八岁。回忆录里，他承认上甘岭是“此生最可怕的战斗”，却依旧坚持认为火力密集是现代作战“不可替代的王牌”。而在中国军史教材中，上甘岭成为“人定胜器”的经典案例；教科书上署名的指挥官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可行伍间流传最广的，却是“王疯子扛着望远镜在指挥所跳脚”的身影。

多年后，有人攀登597.9旧址，掬一把石渣放进口袋——那些黑灰是七十多年前的火山灰，也混着王近山与范弗里特交锋时的硝烟。站在山顶放眼望去，层峦叠嶂早已绿树成荫，几只白鹭在谷底缓缓起落。昔日炮口对准的方向，如今只剩微风拂面，然而在静默的山风里，依稀还能听见夜战时那句穿透雾气的低吼：“弟兄们，跟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