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罗荣桓大将手里捏着一份授衔名单,只觉得脑壳疼。
让他犯难的,是一位叫叶长庚的老红军。
这事儿有点怪。
按说评军衔这活儿,那是有一套严丝合缝的规矩,论资排辈、数战功、看职位,把数据往公式里一套,结果自然就出来了。
可偏偏到了叶长庚这儿,卡壳了。
咋回事呢?
因为这位老同志的履历,长得太“拧巴”了。
把日历翻回到1932年,那时候红军正如火如荼,叶长庚就已经坐上了师长的位置。
哪怕咱不懂军事也知道,红军时期的主力师长是个什么含金量。
要是照着这个起点跑,哪怕后来没混成兵团级,到了1955年授衔,肩膀上扛两颗星(中将)那是起步价,弄不好还能挂上三颗星(上将)。
可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晃晃悠悠过了16年,到了1948年,叶长庚的名片上印的却是“第50军副军长”。
若是只看行政级别,这16年的枪林弹雨打下来,他愣是只往前挪了半个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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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罗荣桓元帅不好办了。
要是盯着1932年的老黄历看,给个中将都嫌轻了,简直是委屈人;可要是死抠1955年的评衔细则,里头有条硬杠杠叫“晋升速度”。
叶长庚这种“16年升半级”的蜗牛速度,明摆着够不上中将的及格线。
给高了吧,规矩就乱了;给低了吧,又怕寒了老兄弟的心。
这笔糊涂账,到底该咋算?
想要解开这个扣,还得往回倒带,看看叶长庚这“高开低走”的军旅路,到底是咋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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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拉回到1929年,江西吉安,赣江边上风大浪急。
那时候,他还叫叶樟根,身上穿的是国民党军的皮,是个代理排长。
摆在他眼皮子底下的,是两条路,一条生,一条死。
左手边,是他在国军那边混出来的“好日子”。
穷苦人家出身,从小受尽了地主老财的窝囊气,1926年当兵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他在北伐战场上跟孙传芳硬刚过,立了功,连长看重他,提拔他当了代理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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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顺着这杆子往上爬,升官发财也不是做梦。
右手边,却是一条黑咕隆咚的绝路。
1927年“四一二”那是血雨腥风,他亲眼瞅见那些引路人——共产党人被杀得人头滚滚。
上头给他的命令是沿着江边搜剿红军。
这时候,他只要把枪口稍微抬高那么一丢丢,或者干脆装瞎,这安稳日子就能接着过。
可他心里的算盘,不是这么打的。
受老连长张志平(地下党员)的熏陶,他脑子里早就开了窍:当兵吃粮,不是为了那几块袁大头,是为了把这世道彻底翻个个儿。
既然晓得对岸蹲着的是彭德怀的队伍,叶樟根一咬牙,干了一件在旁人看来纯属“找死”的事。
他不想一个人溜,他要把整个排的家当都带过去。
这事儿操作起来,那是提着脑袋在刀尖上跳舞。
手底下35号弟兄,想过江投红军,船不够,得把人掰成两半走。
第一拨,他自己带队,领着22个弟兄先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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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拨,留下13个弟兄在后面顶着,打掩护。
这简直就是一场把命押上的豪赌。
第一拨人要是划船慢了,或者动静稍微大点,留守的那13个兄弟就得彻底交代在这儿。
结果不出所料,这场起义付出的学费太贵了。
国民党的追兵咬得死紧,负责殿后的13个好后生,全都被撂倒在江边,一个都没活下来。
叶樟根是用13条人命垫脚,才见到了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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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的时候,他给红军随了一份“超级大礼包”:22个训练有素的兵油子,10杆步枪,外加两挺重机枪。
这玩意儿搁现在可能不显眼,但在1929年那会儿,红军穷得叮当响,这两挺重机枪的地位,跟后来的两门重炮也差不了多少。
照着红军当年的规矩,带家伙投诚是有赏钱的。
特别是这种镇场子的重武器,换算下来,那是几十块大洋的巨款。
对于一个穷得叮当响、为了改命才扛枪的汉子来说,这钱够他花好一阵子。
拿,还是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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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樟根手一挥:不要。
他跟彭老总把话挑明了:老子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来倒腾军火的。
就从这一秒开始,那个为了吃粮当兵的“叶樟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老连长给他改的名——“叶长庚”。
意思是长庚星,就是那天快亮未亮的时候,挂在天上最硬的那颗星。
有了这份沉甸甸的投名状,再加上他本身打仗有一套,叶长庚在红军队伍里那是坐着火箭往上升。
1930年入党,1932年就把师长的位置坐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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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啥罗荣桓在1955年看着他的档案直挠头——这起跑线实在太高了。
那后来咋就慢下来了呢?
倒不是他本事不济,也不是犯了啥错误。
说白了,就是组织上分工不同,他干的活儿不一样。
抗战那会儿,他打仗硬气,小日本都怵他。
可到了解放战争,画风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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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力部队在前头搞大兵团会战、那些将领的职务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叶长庚接到的活儿主要是剿匪和搞地方武装建设。
这可是个苦差事。
剿匪用不着大兵团指挥的本事,这就让他错过了指挥千军万马的历练机会;地方部队扩充慢,正规化程度也比不上野战军的主力。
一直熬到解放战争快收尾了,他的部队才算有了大规模扩充的机会。
所以,当1948年他挂上第50军副军长的牌子时,距离他头一回当师长,中间已经隔了整整16年。
这“半级”的尴尬,不是他在混日子,而是为了大局,他在一个相对“冷清”但同样要命的战场上,默默地扛了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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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这个历史遗留的老账,终于摆到了台面上。
罗荣桓元帅也是个厚道人,不想让老实人吃亏。
但他管着全军的评衔工作,心里明镜似的:要是为了叶长庚一个人开了口子,那“晋升速度”这条杠杠在全军就成摆设了。
再加上建国后,叶长庚是在江西军区当副司令员。
那时候省级军区跟大军区比起来,庙小,级别低,这也是评衔时候的一个减分项。
左思右想,罗荣桓决定,干脆把人叫来,面对面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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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其实是罗帅想摸摸底:给个“低配”的军衔,这位老同志心里会不会有疙瘩?
没想到,叶长庚淡定得很。
他心里的那本账,早在1929年的赣江边上就已经结清了。
当年他连国军排长的饷银都不要,连几十块大洋的赏金都扔了,甚至搭上了13个兄弟的命,图个啥?
要是图肩膀上那颗星,他在国军那边混着,犯得着冒死过江吗?
他对罗荣桓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意思大概是: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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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跟我一块儿出来的兄弟,大多都埋在土里了。
跟他们比,我能活到现在,还能穿着军装干工作,这已经是赚大发了。
至于肩膀上是一颗星还是两颗星,那都不是事儿。
他唯一的念想,不是要争个高低,而是希望能继续留在部队,哪怕干点杂活也行。
这番话一出,罗荣桓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这段历史公案也算是画上了句号。
最后,军委照章办事,给了叶长庚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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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跟中将擦肩而过,但在家乡父老眼里,在知道他底细的老战友眼里,这位“开国少将”的分量,那是沉甸甸的。
叶长庚如愿留在了部队,在江西军区踏踏实实干了很多年,直到晚年才转到地方,当了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6年,83岁的叶长庚在南昌走了。
回头看他这一辈子,你会发现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他改名叫“长庚”,就是为了做那颗启明星。
启明星有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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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一定是最刺眼的,也不一定爬得最高,但它一定是在黑夜和黎明交接的那会儿,死死地钉在天上,一直亮着。
从1929年带枪过江,到1955年乐呵呵接受少将,叶长庚用一辈子的行动证明,这名字他没白叫。
有时候,军衔能量出一个人的官儿有多大,但量不出一个人的心胸有多宽。
叶长庚这笔账,算得那是相当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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