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汉奸政权：汪精卫前，日本如何扶持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8年的那个四月天，北平城里来了个叫汤泽三千男的日本客。

这人来头不小，以前在日本国内干过内务次官，这会儿摇身一变，挂了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顾问”的牌子。

对于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他后来甩出一句特别形象的大实话：

“我是个捧着饭碗、硬闯进门的管家。”

这话听着挺逗，其实正好戳中了日本人在华北的痛处——想当一家之主吧，这院子太大，根本看不过来；想找个看家护院的代理人吧，又怕这人既不听话，又撑不起场面。

那一整年，日本侵略者其实都陷在一个解不开的死结里：仗是打赢了，可地盘愣是咽不下去。

咱们把日历翻回1938年年初，瞧瞧日本军部桌上那本烂账是怎么算的，再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用“伪政权”这块烂补丁，去堵那个越漏越大的战争窟窿。

刚进1938年，日本陆军的日子其实过得紧巴巴的。

乍一看，数据相当唬人：在华北、华中还有长江下游这一带，日军一口气砸进去了16个师团，总兵力加起来足足七十万人。

可要是把这七十万人撒在中国这片大得没边的地图上，那点兵力就像是一把盐扔进了太平洋，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为了维持局面，日军只能拆东墙补西墙：1月份弄了个“驻蒙兵团”去盯着内蒙和晋北；2月份又把华中方面军给撤了，重新攒了个“华中派遣军”，让畑俊六大将坐镇，专门盯着江南那一摊子事。

兵力缺到什么份上？

日本陆军当时满打满算就34个师团，本土和朝鲜各留一个看家，东北还得放8个防着苏联，剩下24个全填进了关内的泥坑里。

这会儿，摆在日本人面前的就两条道：

第一条道：收手不打了，先把占的地方消化消化。

可这么干就等于承认吞不掉中国，面子上挂不住，国内也没法交代。

第二条道：硬着头皮接着干，想靠多占几个大城市逼着国民政府低头。

日本人骨子里那种赌徒性格又冒出来了，他们选了第二条路，那是条不归路。

1938年开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嫌手里的地盘不连贯，非要打通南北，把华北和华中连成一片。

于是，第十师团的矶谷廉介和第五师团的板垣征四郎，这两支所谓的王牌劲旅，像两把大铁钳子，气势汹汹地扑向徐州。

按日军的老黄历，只要皇军一冲锋，对面就得垮。

可这回，算盘珠子拨错了。

3月23日，赖谷支队一头撞进了台儿庄。

这一撞不要紧，门没撞开，反倒被人家关起门来一顿暴揍。

中国守军池峰城部那是真玩命，哪怕阵地丢得只剩南关一个角，照样敢组织敢死队反扑。

更要命的是，日军平时最得意的“呼叫援军”这招也不灵了。

坂本支队想过来捞人，结果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等到4月7日，台儿庄那边的枪声一停，日军死伤一大片，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是继平型关之后又一次让人提气的大胜仗，直接把“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得粉碎。

这时候，日本人那种“赢了想赢更多，输了想翻本”的毛病又犯了。

台儿庄栽了跟头，他们不觉得是战略出了问题，反觉得是赌注下得不够大。

大本营一拍桌子：打！

接着打徐州，打完徐州去武汉，拿下武汉再取广州。

这笔账他们想得很美：只要把武汉和广州拿下来，国民政府肯定崩盘，中国就是我的了。

结果咋样？

徐州是拿下来了，可中国军队的主力早就撤得没影了；花园口决了堤，洪水直接把日军想进郑州的路给封死了。

武汉确实占了，广州也到手了，可那都拖到1938年年底了。

这时候日军沿着长江和海岸线铺得更散，战线拉得比面条还长。

哪怕是新组建的第十一军，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在万家岭也被中国军队围住，第106师团差点就被整建制地报销了。

仗打到这个份上，日本人终于琢磨过味儿来，发现了个可怕的事实：这趟车根本没有“终点站”。

占了武汉，重庆还在打；占了沿海，内地照样不服。

这场仗，变成谁也奈何不了谁的拉锯战了。

既然靠枪杆子一口吞不下，日本人就开始动歪脑筋，想玩政治手段。

这就是为什么要在那会儿的北京城，上演那出“不请自来的管家”戏码。

早在1937年8月，关东军那边就鼓捣出一个《对时局处理大纲》。

这里面的算计精得很：把河北、山东、山西捏一块儿，再把察哈尔、晋北捏一块儿，分开立几个傀儡山头。

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想把中国弄成“联邦化”，彻底拆散架。

那个特务头子喜多诚一话说得特别露骨：“咱们不搞地方政权，要搞就搞个‘中华民国联省政府’，以后把华中、华南都并进来，直接把南京那边给替了。”

说白了，就是把中国拆零碎了，再按日本人的心意拼积木。

为了干成这事，得找代理人啊。

找谁呢？

有点骨气的中国人早跑了，要么就是死活不干。

剩下的，只能是些“过期的陈年旧货”。

日本人把眼光盯在了北洋时期的那些老政客身上。

像当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王克敏，还有那个老牌汉奸江朝宗。

1937年12月14日，就在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天，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里，一场荒唐透顶的“登基大戏”开锣了。

那个所谓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这么宣告成立了。

这个伪政权的架子搭得那是相当有讲究，处处透着日本人的贼心眼。

头一个，名字叫“临时政府”。

干嘛非得“临时”？

因为日本人还不想把路走绝了，心里还做着梦，想着以后能招安国民党里更大的实力派，或者把这儿当成未来“新中央政府”的一个分店。

再一个，这政府没“总统”。

按理说立个山头总得有个老大吧？

可日本人扒拉了一圈，发现王克敏、汤尔和这帮料，分量实在太轻，压不住场子。

要是硬把他们推上去，别说中国人不信，国际上也得笑掉大牙。

得，索性空着，搞个不伦不类的“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最讽刺的是：这政府有行政、治安、教育、救灾这些部门，唯独缺个“外交部”。

为啥？

因为你是我的提线木偶，你配搞什么外交？

你的外交，就是老老实实听日本人的话。

为了保证这个“听话”能落实，日本搞了个“顾问制度”。

1938年4月17日，寺内寿一逼着王克敏签了个字据。

意思很简单：政府里的要害部门，得用日本人当顾问；遇上大事，必须先跟顾问“掏心窝子商量”，顾问点头了你才能动。

他哪是来当管家的，分明是来当太上皇的。

日本人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军事上占着交通线，政治上用伪政权管地方，想搞“以战养战”。

可现实反手就给了他们一巴掌。

伪政权是立起来了：

河北省长给了高凌霨。

河南省长给了萧瑞臣。

山东省长给了马良。

山西省长给了苏体仁。

看着像模像样，甚至连县一级的伪班子也稀稀拉拉搭起来了。

可问题是，这帮“省长”、“道尹”、“知事”，他们的手能伸多长？

顶多伸到城墙根底下。

因为日军兵力不够（别忘了那个撒盐进海的比喻），他们只能守住大城市和铁路线上。

出了城，那就是八路军、游击队和国民党敌后部队的地盘。

这些伪政权的官儿，绝大多数时候只能缩在城里过过官瘾。

所谓的收税、维持治安，在广大的农村那就是一句废话。

回头瞅瞅1938年，那是日本侵华战略彻底崩盘的一年。

在战场上，他们拿下了徐州、武汉、广州，却把“速战速决”的可能性给丢了。

兵力被稀释得像白开水，后勤压力大得要命，原本想一口吃掉中国军队主力，结果把自己拖进了漫长的消耗战泥潭。

在政治上，他们费尽心思捏出来的“临时政府”，就是个先天残疾的怪胎。

一边想用“汉奸治华”省点力气，一边又一百个不信任汉奸，非得派个“管家”骑在人家脖子上拉屎。

这种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做法，让伪政权从娘胎里出来那天起，就没半点合法性。

不管是王克敏，还是后来的汪精卫，他们自以为是在跟日本人“合作”，其实在日本军部眼里，他们不过是维持占领区治安的一次性耗材。

到了1938年年底，战局变成了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样子：

前面，是打不动的防线；后院，是管不住的占领区。

那个“不请自来的管家”汤泽三千男，手里端着的确实是个饭盆，但他很快就会明白，这盆里的饭，那是夹生的，根本咽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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