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仲夏的一天,贵州石阡县档案馆里闷热难当,时任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杨又铸忽然眉头一跳——一张发黄的旧报纸上,赫然写着“百余红军困牛山跳崖”几字。字迹斑驳,却像惊雷炸响。自此,一条被遮蔽近七十年的血色记忆,缓缓开启。
杨又铸翻遍地方志,也跑遍了石阡与思南交界的山村。信息稀碎,零散如落叶:某处荒谷埋有无名冢;哪家屋檐下曾躲过几个“穿灰衣的娃娃兵”;哪一条山涧里还捞得出铁锈斑斑的子弹壳。线索虽杂,却指向同一座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绝壁——困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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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的目光被拉回到1934年10月。那一年,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红六军团奉命西征。任弼时三十二岁,萧克二十七岁,他们带着九千多名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岁的年轻人,逆风而行,只为给大队人马探一条生路。
贵州甘溪激战后,红六军团锐减至三千余人。敌桂军依托24个团围堵,枪炮声昼夜不息。为保主力南突,于都小伙龙云临危受命:“你率红五十二团断后!”任弼时目光炯炯。龙云立正答:“保证完成任务!”
五十二团八百人,人手不过几十发子弹,却硬生生在甘溪口顶住十倍敌军。夜色掩护下,主力悄然南撤,火线后方却愈发惨烈。一天一夜,双方冲杀七次,尸横遍野。部队再点名,仅余四百多条人影。
龙云判断敌人意在追踪主力,干脆扭头直插西边深山,吸引桂军。临出发前,他高声鼓劲:“弟兄们,把敌人拖住,兄弟部队才能活!”青年兵李老枪嘶哑地回一句:“怕啥子,打完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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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小时急行后,队伍扎进崖壁陡峭的困牛山。粮弹所剩无几,后有追兵,前是绝壁。民团故伎重演:逼山下百姓披军装做肉盾。红军目睹乡亲被推搡上山,心如刀割,却不肯开枪。敌人越来越近,号手何步荣一咬牙,吹响冲锋号,余下百余名战士拼刺刀、滚木石、血战至日落。
夜幕降临,弹尽,人乏。有人提议突围,有人主张固守。争执中,一位班长低声说:“枪在,阵地在;枪折,人就自由。”说罢,举枪用力一磕,枪身应声而断。几十支步枪瞬间被掰成两截,哗啦抛入深涧。随后,一道道年轻身影踏着黑影,跳向万丈深壑。惊呆的敌军呆立原地,山风中只剩军号的尾音回荡。
另一侧,龙云带着两百余人突围而走。他们饿得挖野菜、嚼树皮,仍守着“不能暴露主力”的底线,把最后两挺机枪埋在土里,子弹全部分给山顶战友。可噩运并未远离。三日后,民团纠集的追兵堵在岑巩冠壁山。肉搏、滚石、木枪柄当棍子……天黑时,山坡上只余十几人还能动。龙云中弹、昏厥,又被拖拽着走了七八里才苏醒。他拒不投降,却终究被捕。严刑拷打中,他只回一句:“不知道。”1936年2月,32岁的龙云在湖北“反省院”壮烈牺牲。
此后很长时间,红六军团再无五十二团音讯。抗战爆发,解放战争打响,烽烟覆盖了旧伤口。建国后,总政、贵州省多次函请调查,结果却如石沉大海——除了若干传说,再无确凿资料。
直到杨又铸的田野调查,一道道被忘却的门缝重新打开。困牛山口述者回忆:“那些娃娃兵,看见我们被迫冲前头,死也不肯开火。”“他们把大洋塞给寡妇,说留给孩子吃饭。”老人们说到动情处,泪水和岁月的沟壑交织在一起。
最令人动容的,是那支血迹凝成深褐色的军号。它被陈国善后人陈德昌小心包裹,压在木箱最底。原主人何步荣,跳崖时被藤条缠住,一命得救,改名陈世荣,在深山默默劳作到老。军号是他唯一的战友。临终前,他把它交给儿子:“得空替我找部队,别让人说咱是逃兵。”这种朴素的执念,比钢铁更硬。
2004年,经过中央党史和军史专家认证,五十二团困牛山血战、公略山冠壁山突围、龙云等百余名烈士牺牲的事实,终于列入官方文献。2009年,当地修起纪念碑,山风吹过,碑文斑斓,村里老人常带小孩前去讲述那天的枪声与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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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互联网上也悄悄出现了“红五十二团之谜”的讨论帖,帖子底下,不少人留言:“原来如此,英雄的血没白流。”点击量虽然不算惊人,却让人相信,记忆终会找回尊严。
战争的残酷,不因时光流逝而减色;信仰的光芒,也不会被湮没。八百青春化作山与河,无声守望;那支铜号在展柜里依旧闪光,好像随时会响起,再次召唤后来者整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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