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告急！中国建成1000多座垃圾焚烧厂导致垃圾不够用

十年建了1000多座垃圾焚烧厂,每天可以处理110万吨垃圾,处理能力翻了五倍。但2026年,中国垃圾焚烧行业遇到了一个荒诞的问题:垃圾不够烧了。截至2024年底,全国垃圾焚烧设计能力已达3.88亿吨每年,而实际收集的城镇生活垃圾总量约3.19亿吨。产能过剩近7000万吨,相当于每年浪费了约70座中型焚烧厂的处理能力。

这不是规划失误,而是多重趋势交织的结果。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消费降温,人口开始减少,垃圾分类政策全面铺开。上海在实施垃圾分类后,干垃圾控制量比2019年同期下降约17.5%,湿垃圾分出量增加一倍,可回收物回收量增长五倍。深圳已经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五座现代化焚烧厂配合严格的分类回收体系运转。当厨余垃圾被单独处理,可回收物被筛出,剩下真正需要焚烧的垃圾急剧减少。

问题是,那些斥资数亿甚至数十亿元建造的焚烧厂,设计使用寿命二三十年,却在建成几年后就面临"吃不饱"的尴尬。

从垃圾围城到产能围困

陕西西咸新区的一座焚烧厂设计日处理能力3000吨,实际进厂垃圾只有1800吨,产能利用率不足60%。这不是个例。行业数据显示,许多设施的运行负荷远低于设计负荷,平均负荷率接近60%,意味着40%的投资处于闲置状态。

垃圾焚烧厂的商业模式依赖规模效应。建设成本高昂,运营固定成本巨大,只有保持高负荷运转才能实现盈利。当进厂垃圾减少,运营商不得不想方设法维持蒸汽和电力供应。一些地方开始主动降价甚至倒贴收垃圾,接收工业废物、建筑垃圾和污泥进行协同焚烧。更激进的做法是挖掘旧垃圾填埋场,筛选埋藏的垃圾来填补焚烧炉。

深圳的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场搬迁项目每天处理数千立方米的挖掘垃圾,利用现场筛选系统分离出可焚烧物。这种"矿采垃圾"的做法在十年前不可想象,现在却成了维持焚烧厂运转的权宜之计。中国生态环境部已经表态,焚烧炉建设热潮可能已达顶峰,未来重点将转向改进现有设施的运行和污染控制。

从环保角度看,垃圾减量是好事。从产业角度看,这是一场危机。更深层的问题是,当初为了快速解决垃圾围城而大规模建设焚烧厂,实际上是把未来几十年的垃圾处理路径锁定在高度依赖焚烧的模式上。现在减量政策奏效了,基础设施却成了负担。

隐藏的环境代价

即使焚烧炉未满负荷运转,污染物的产生仍然惊人。发表在《自然》子刊《通讯地球与环境》的一项全国性研究分析了876家焚烧厂的运行数据,发现2022年中国焚烧行业产生约6500万吨渗滤液、近800万吨飞灰和超过3500万吨炉底渣。

渗滤液是高浓度有机污染液体,处理不当会威胁土壤和地下水。飞灰更麻烦,这种富含重金属和二噁英的细粉被列为危险废物。飞灰中铅、镉等剧毒重金属的浸出毒性显著,长期暴露可引发神经系统损伤和肾脏病变。二噁英含量达到1至50纳克毒性当量每千克,是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

大部分飞灰最终还是被稳定化处理后填埋,危废填埋费用约1000元每吨,即每吨垃圾的飞灰处理费超过30元。只有一小部分被重新用于水泥窑或建筑材料,部分原因是经济效益不佳,而且建筑需求不再旺盛。这意味着垃圾焚烧并没有真正消除废物,只是把大体积低毒性的生活垃圾转化成小体积高毒性的危险废物。

同一项研究也指出了正面效应。更严格的空气污染控制措施大幅减少了许多排放物,垃圾发电减少了垃圾填埋场的甲烷排放。2022年该行业实现了185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负排放,在国家层面起到小型净碳汇作用。但这种碳减排效益是建立在高负荷运转基础上的。当焚烧炉只运行60%产能时,单位垃圾的碳减排效益实际上在下降。

世界正在注视中国的实验

中国的经验对其他国家是一个警示。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许多快速城市化国家正面临垃圾围城困境,焚烧发电看起来是快速解决方案。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向海外输出技术和产能,在印尼、越南、泰国等地建设垃圾焚烧厂。中国公司建造这些设施的成本约为每年处理能力吨250美元,显著低于国际竞争对手。

但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前车之鉴。当垃圾分类和回收做得好时,适合焚烧的垃圾量就会下降,从而加速焚烧厂的饱和与产能过剩。如果各国政府急于建造大量焚烧炉以快速解决眼前的垃圾填埋场爆满问题,他们实际上是锁定了昂贵的基础设施,这些设施需要在未来几十年里持续不断地"喂食"垃圾。

《科学》杂志2025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呼吁中国停止扩张垃圾焚烧厂。作者指出,到2024年中国的焚烧能力已达到每天约120万吨,而每天垃圾收集总量仅71.9万吨。这种过度建设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可能抑制减量和回收努力。当焚烧厂需要垃圾来维持运营和偿还贷款时,地方政府会缺乏动力推动真正的垃圾减量。

中国垃圾焚烧行业正在成为一个现实世界的压力测试场,检验一个国家过度依赖垃圾发电然后开始减少垃圾产生时会发生什么。2026年,这个行业不再谈论扩张与增长,转而面对过剩的产能与稀缺的资源。一场悄无声息的存量战役已经打响。

在坚韧处寻找出路

未来的方向不是建造更多焚烧炉,而是建造更智能的焚烧炉。这意味着更严格的排放标准,更完善的渗滤液和飞灰处理,更灵活的协同焚烧策略,以及与废物减量和回收政策的密切协调。国务院2026年1月印发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明确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

一些行业专家认为,区域协同和原料预处理可以缓解产能过剩问题。通过跨区域调配垃圾资源,让一些焚烧厂满负荷运转,让另一些转型或关停。发展智能化升级,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和污染物控制水平。将盈利模式从单纯的垃圾处理费和电价补贴,转向更多元的资源化利用和环境服务。

但根本矛盾仍然存在。减少垃圾是环保目标,焚烧厂需要垃圾是商业现实。如何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找到平衡,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从厨房开始的垃圾分类习惯,将食物残渣分出来,冲洗塑料,压平纸板,这些看似微小的日常行为,正在积累成影响千亿元基础设施命运的宏观力量。

当中国家庭打开垃圾桶盖,将废弃物准确投入不同颜色的分类桶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一场关于城市未来的巨大实验。这场实验的结果,不仅关系到空气质量和土地利用,也关系到数千亿元投资的命运,更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否真正落地。从垃圾围城到垃圾告急,中国用不到十年时间走过了一个完整的轮回。接下来的十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处理系统将如何调整航向,全世界都在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