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创始人死在自家门口，百年悬案，至今无解

1914年初的上海宝山路，全然不是今日模样。素车白马，这四个字从古书里走出来，活生生地铺满了整条街。

那不是几十辆，是足足一百多辆马车，一辆接一辆，沉默地簇拥着中间那具灵柩，车轮压在碎石路上，辘辘的声响都透着小心。路两旁的人，挤得密密层层。穿绸缎长衫的先生、着挺括西装的经理、包着头巾的工人、戴着呢帽的学子，还有不少高鼻深目的洋人面孔。

那天天气想必不好，因为人们的脸色都像蒙着一层铅灰的云，肃穆，悲戚，又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惊疑。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派出的中、西探捕，骑着高头大马在前头缓缓开道，制服笔挺，神情戒备，不像寻常送葬，倒像执行一趟重大任务。这场面，这阵仗，这无声汇聚的人潮，把空气都凝住了，只有马蹄声、车轮声，和偶尔泄出的一两声压抑太久的哽咽，在寒风中打着旋儿。

这是在送谁？哪家豪门巨贾，或是政要名流，能有这等身后哀荣？

灵柩里躺着的，名叫夏瑞芳。名字搁在如今，知道的怕是不多了。可要是提起他一手拉扯大的那个“孩子”——商务印书馆，但凡识文断字、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心里都得肃然起敬。那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活水，是千万人启蒙智慧的摇篮，是文明薪火相传的一座灯塔。而夏瑞芳，就是那个在最昏暗的时辰，亲手点燃火种、并拼命护着它不被风吹灭的人。

可这位点灯人，自己却倒在了一片突如其来的黑暗里。死得不明不白，成了民国初年一桩响彻沪上却又迷雾重重的公案。

就在这场轰动上海滩的葬礼前几日，民国三年，也就是1914年1月10日，傍晚六点多钟。上海的冬天，阴冷入骨。英租界河南路（那会儿还叫棋盘街）上，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职员们刚下班，街灯初上，人影匆匆。四十三岁的总经理夏瑞芳，像往常一样，提着公文包走出大门。他还在楼梯上遇到馆里另一位顶梁柱张元济，两人打了招呼，张元济因忘带文件折返，他便独自走了出来。

马车夫胡友庆早已候着，快步上前接过公文包。主仆二人一前一后走向马车。胡友庆放好包，转身去驾车。夏瑞芳一手握住车门，抬脚正欲上车——就在这个最平常不过的瞬间，旁边黑影里猛地窜出一个穿青布长衫的男子，举起手枪，对着他胸口便是两枪。

“啪！啪！”

响声炸裂了寒冷的空气。胡友庆起初还以为是车胎爆了，回头却看见主人已用手紧紧捂住前胸，指缝间鲜血汩汩涌出，另一只手指着身后，喉咙里发出“啊响、啊响”的痛苦呼声。顺着他指的方向，那青衣枪手正拔腿向南狂奔。

胡友庆血往头上涌，瞬间明白过来。他顾不上搀扶主人，嘶喊着“捉拿刺客！”，便如离弦之箭追了出去。那是玩命的追赶，枪手边跑边回身射击，子弹嗖地擦过胡友庆耳边，火辣辣地疼，他也全然不顾。一直追到泗泾路口，枪手跳上一辆黄包车，胡友庆猛扑上去死死拖住车尾。这时巡捕赶到，合力将枪手制服。混乱中，一名巡捕误夺胡友庆捡起的手枪，扳机一扣，流弹又击伤一名路人。

现场一片狼藉。夏瑞芳被急送仁济医院，可子弹正中心脏一侧，回天乏术，当晚便与世长辞。从遇刺到气绝，不过个把时辰。

凶手当场就擒，叫王庆瑞，三十岁，自称无业，略懂武术。案子似乎简单明了。可审讯一开始，迷雾便升腾起来。王庆瑞供认，是住杨树浦一个叫周缙云的人，出巨款雇他行刺。但巡捕扑到周家，只抓到周父，周缙云本人早已杳无踪迹。线索，像断在风里的线头。

这起血案，瞬间震动了上海滩。《申报》次日便在头版以“棋盘街又出暗杀案”为题，连发数文追踪。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教育界，群情激愤，要求彻查。然而，真正的谜题不在于凶手，而在于凶手背后那只手，究竟指向何方？

一时间，舆论哗然，猜疑四起。最主要的矛头，指向了革命党人陈其美。夏瑞芳的好友、大藏书家刘承干在日记里写得直白：“闻此事乃革贼陈其美等所为。”缘由要追溯到前一年的“二次革命”。陈其美在上海起兵讨袁，军饷匮乏，曾向商务“劝募”巨款，被夏瑞芳婉拒。

更关键的是，陈其美想将部队和炮位设于闸北——商务印书馆总厂所在地。夏瑞芳深感战火一开，商务基业必将毁于一旦，遂联合闸北士绅，紧急吁请英美租界当局出面“维持治安”。租界工部局果然派出武装商团进驻闸北，迫使陈其美部队撤离。这一举动，无疑深深得罪了陈其美一派。故而血案发生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报复。

但馆内核心如张元济，却有不同看法。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推测：“大约主因皆由于同行嫉妒。”商务其时已是出版界龙头，教科书市场独占鳌头，眼红者众，商业竞争手段激烈乃至残酷，亦在情理之中。

还有一种声音，则将视线投向海外。夏瑞芳遇刺当天，恰是《申报》头版刊登商务印书馆“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重磅广告之日。商务早年为求发展，曾引入日本金港堂资本与技术。待到羽翼丰满，夏瑞芳力主收回日股，以实现完全华资经营。谈判过程艰辛，日方颇为不悦。因此有人怀疑，这是日本方面不甘心退出，实施的报复性暗杀。

公堂之上，凶手王庆瑞的口供也摇摆不定。先说是为被商务辞退的弟弟报仇；又供出另一个名叫穆存斋的人，称其因夏瑞芳反对其任警察厅长而怀恨雇凶；最后才咬定周缙云。这些互相矛盾的说辞，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后来，那个失踪的周缙云在几年后竟又于上海被捕。审讯中，牵扯出他持有陈其美所发枪照等物，背景更为复杂。然而，一番喧闹之后，周缙云也被军法机关迅速枪决。所有的线索、疑点、证词，似乎都随着几声枪响，被永久地封存进了历史的档案袋，再无对证。

于是，我们便又回到了文章开头的那场葬礼。那空前隆重的仪式，那各界名流的齐聚，那挽联上“独留肝胆照人寰”的赞誉，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对一位杰出企业家的哀悼，也是对一个突兀而残酷的句号的震惊与不解。他们是在送别夏瑞芳，也是在向一个依然迷雾重重的真相，举行一场沉默的质询。

他创下了偌大的文化基业，却倒在事业鼎盛之时；凶手当场被捕，元凶却至今成谜；种种推测都有情理，却无一能有铁证。夏瑞芳的死，就像一颗投入历史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不断扩散，核心的那一点动荡，却永远沉在了最幽暗的水底，无人能彻底看清。

据说多年以后，夏瑞芳的孙女夏连荫在美国从事口述历史研究，曾去采访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当她问及祖父被害这段旧案时，那位历经风浪的政坛人物，竟也目光闪躲，言辞含糊，终究没有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

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局。有些枪声，响过之后，余音缠绕百年，依然在寻找它的回响。而那场盛大的葬礼，便成了这漫长回响中，一个最沉重、也最辉煌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