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牢笼，晚唐节度使不等于汉末军阀，后者的日子一点不好过

以五代十国为背景的历史剧《太平年》开头就是一个“人相食”的震撼场面：

太尉张彦泽命其子杀百姓做军粮，其子不肯，张彦泽便亲自杀其子做军粮，在杀掉自己的儿子后，张彦泽对麾下士卒喊话：我不只有一个儿子，泾原军1万儿郎皆是我的骨肉，谁敢饿着我的骨肉，我就碾碎谁的骨头。

张彦泽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展示了当时的一种真理：谁也不能饿着当兵的。

某种意义上讲，“不能饿着当兵的”是晚唐五代一个多世纪的第一社会准则。

如果不能充分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分量，就无法理解整个晚唐时期，皇帝与藩镇之间的诡异关系。

如果不能充分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就很容易将晚唐、五代的节度使，等同于汉末三国的军阀或诸侯。

然而现实中，二者几乎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某种意义上讲，能被称之为“军阀”的节度使，在史思明死后，便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之后的节度使，可不是什么好差事。

藩镇1.0

李唐王朝的初期的军事制度是承袭于北周和隋朝的府兵制：帝国各州郡设折冲府，其治下之民平时耕种，战时从军，战争结束队伍解散，士卒各自回到家乡。

至于领兵出战的将领，也有类似的体制，唐初的文官与武将体系是相通的，领兵征战的将领，回朝在文官系统中任重要职务的案例屡见不鲜，“出将入相”甚至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政治传统。

府兵制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既能降低养兵成本，又能从源头上防止军阀做大，但其要想成立必须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帝国内部自耕农群体的数量足够多。

府兵制能够成型的前提是均田制，帝国让折冲府里的百姓自备装备为其打仗的前提是分给后者一块足以养活一家老小的土地，并且免税。

但历经武周一朝轰轰烈烈的土地兼并，至玄宗时，大量自耕农破产，其实到这一步，府兵制就玩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土地的佃农根本就没有自备武器状态上战场的经济基础。

玄宗兵变上位时，唐帝国军队战斗力大幅下降，周边游牧民族虎视眈眈，急需一场彻底的军事改革，募兵制、藩镇、节度使就是在这一时期登上历史舞台。

募兵制的核心是军人职业化，领军饷，武器装备国家提供，这样做既扩大了兵源，又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可谓一举两得。

但任何事都有代价，一旦军镇长官拥有了自主募兵的权力，其与麾下士兵就形成了稳定的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为镇将军阀化奠定了基础。

一旦将自主募兵的权力下放给节度使，将得让节度使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于是地方的部分税收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划归给节度使。

此时的节度使虽然在理论上具备了割据一方的能力，但皇帝仍有相当多的办法对其制衡，最主要的办法毫无疑问是让节度使之间相互制衡，天下十大藩镇，单一节度使的力量都不足以对抗中央，帝国在得以实现平衡下的控制。

另外，“出将入相”的传统在玄宗朝初期仍在被执行，通过调地方镇将到中央任职的方式，唐帝国仍有办法遏制军阀割据。

但随着李林甫的专权，出将入相制度被打破，再加上玄宗对胡人将领的无限信任，最终养出了安禄山这个手握三镇雄兵的怪物。

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20万精兵的安禄山，其生态位确实很像汉末三国时期的军阀，但是千万不要把安禄山的状态理解为晚唐五代节度使的常态。

安禄山开启的是“藩镇1.0”时代，很可惜，随着版本的更新，节度使的地位不是在升高，而是在降低，似安禄山这般强势的节度使，几乎成了绝唱。

泾原兵变

《太平年》开头的那一幕张彦泽杀子作军粮的戏码发生在泾原军中。

历史中的张彦泽罪行累累，其军队转战多处，所过之处皆寸草不生，为何要将杀百姓做军粮这样的震撼戏码安排在其统领泾原军时期，大概率与那场轰轰烈烈的兵变说起。

安史之乱历经8载终于被平定后，但作为安史旧部的河朔三镇仍旧处于半独立状态，唐德宗李适继位后希望彻底解决藩镇问题，但几番用兵后，并不顺利。

建中四年(783)，唐德宗李适决定调5000泾原兵前往河东镇压叛乱的李希烈。

泾原军的驻地在西北边陲，将士日子过得相当穷困，所以在刚刚接到调令时，泾原军的热情其实是相当高的，他们认为皇帝调他们打仗，肯定会放赏，于是携家眷跟随节度使姚令言前往长安应招（带家眷的原因是想让家眷直接把皇帝的赏赐搬回老家）。

结果一到长安后，泾原军大失所望，吃的是粗茶淡饭不说，京官们还嫌他们穷酸，动辄对其言语侮辱。

随着不满情绪不断酝酿，有人提出：我们为皇帝打仗，结果连顿饱饭也不给，况且我们手上没有趁手的家伙，本来指望朝廷发，结果朝廷不发，怎么以空手去对抗叛军的白刃呀？听说京城中有两座大仓，物资齐全，不过取出以自救。

见麾下将士已经执意要开抢了，节度使姚令言赶紧面见唐德宗陈明厉害，眼看兵变在即的德宗终于舍得花钱了，拿出府库中的绢慰劳泾原军。

但当节度使姚令言带着皇帝即将放赏的消息回到军营时，事态已经不可收拾了，士卒们不但不听姚令言的命令，还拿箭射他。

乱军杀入城中，禁军带头逃跑，德宗只得带领亲随仓皇逃出长安。

控制京师的泾原军意识到得找一个头目，他们并没有选择节度使姚令言，而是选择了昔日曾在泾原领兵，此时正好居住在京师的朱泚。

叛军请求朱泚出山称帝，主持大局，朱泚十分清楚，事已至此，如果拒绝立刻就要脑袋搬家，于是出山，登基称“大秦皇帝”。

朱泚登基后，立刻下达了对此时逃到奉天的唐德宗的追杀令，于是叛军围攻奉天数日，形势一度十分危急，德宗几次险些被杀，但随着朔方军节度使李怀光等的援兵赶到，形势开始有利于官军。

叛军无奈，只得撤回长安固守，但就在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时，朝臣却开始猜忌起李怀光。

李怀光害怕被害死，竟转过来去朱泚合作，后更多官军赶到，又历时一年多，才最终平定了朱泚等人的叛乱。

泾原军刚刚进城时，一定不会有人想到，这场5000人因待遇问题而闹起来的兵变，竟会演变成京师失守，天子被围，各路节度使混战的超级乱局。

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变局的德宗，不再雄心勃勃要解决藩镇问题，反而下了罪己诏，等于承认了包括河朔三镇在内的各路节度使的存在。

一场泾原兵变，让节度使“土皇帝”的身份得到了变相承认，藩镇格局进入了新的时期。

但是从泾原兵变的经过来看，作为“土皇帝”的节度使，日子过得似乎不那么滋润。

下克上

这里，必须要说一说，泾原兵在兵变后的表现和结局。

泾原军拥立的“皇帝”朱泚，意识到叛军的第一要务是趁着逃出长安的唐德宗身边没兵，赶紧将其干掉，如果让后者站稳脚跟，以天子之名号令天下兵马勤王，就自己手上那点力量是不够看的。

于是朱泚率军急攻唐德宗所在的奉天，这里面要说一下朱泚，他本身河北人，后因战功入京，辗转多地任节度使，由于朱泚出手大方，对手下舍得给钱，所以无论到哪都得将士拥戴。

泾原兵找朱泚当皇帝也是因为他给钱痛快，应该说泾原军找朱泚可算是找对人了，朱泚被架上皇位后，既意识到没有退路了，他靠着自己的影响力，发动此时在京师的幽州旧部，与泾原军一同围攻在奉天的唐德宗。

在围攻奉天城的战役中，身先士卒的大多是朱泚的幽州旧部，而泾原兵大多护钱不战。

后来眼看叛军成功无望，这群泾原兵也不愿意与朱泚共存亡，而是自己拿着抢来的钱回西北老家，一些人后来还“反正”了，又变回了大唐的“忠臣良将”。

这场荒唐至极的泾原兵变，无比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和军事生态。

在泾原兵变中，出现的两个高级军事将领：节度使姚令言和“大秦皇帝”朱泚原本都是不想反的，尤其是节度使姚令言，他不但不想反，还在尽最大的努力，在皇帝与麾下士兵之间周旋，希望阻止这场反叛。

但是很遗憾，姚令言作为节度使的权威根本就不好使，即便他带回了皇帝即将放赏的消息，麾下士兵不但不听从他的命令收兵回营，还拿箭去射他。

至于被叛军们推举出来的所谓“大秦皇帝”，很遗憾，他也指挥不动这帮泾原军，这些家伙抢钱时候积极，打仗时候退的比谁都快，尤其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

泾原兵变的过程，姚令言和朱泚的遭遇无不透露当时军中的传统：下克上。

在安禄山、史思明，这两个超级叛军军阀，以及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有超高威望的唐军将领相继陨落后，唐帝国进入了藩镇2.0时代。

在这个藩镇2.0时代，基层将士会以自己的方式去“选择”节度使。

这便是中晚唐、五代时期的节度使与汉末三国时期军阀的最大区别。

分久再分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府兵制时期，唐军士兵从国家处领取土地，将领则从国家处领取俸禄和封赏，所以他们直接效忠于朝廷，也就是效忠于皇帝，战争时期，将领们确实可以指挥士兵们打仗，但是请注意，这并不是将领们本身的权力，这份权力来自于皇帝的授权，是皇权的延伸，将领们本身并没有权力。

以安禄山、史思明为代表的藩镇1.0时代的节度使们，他们拥有当地的财政权与自主募兵权，军中将士的人事调动很大程度上也由他们一人决定，这时的权力结构是：节度使们向任命他的皇帝负责，而将士们向给他们发饷的节度使负责，将士们不再直接向皇帝负责。

藩镇1.0时代的初期，节度使们由于需要皇帝授权，所以尽管在自己藩镇内拥有的权力很大，也不敢公然挑战皇权，但是到了后期，长期担任镇将的节度使们与军队和当地势力形成了某种稳定的关系，这时的他们已经不再那么需要皇帝的授权，他们本身就是土皇帝，甚至具备了公然挑战皇权的能力。

节度使1.0时代的藩镇与汉末三国时期的军阀十分相似，汉末三国时期的军阀，其军队由三个方面组成：第一是原东汉朝廷的军队，第二是世家大族的私兵部曲，第三则是被收编的起义军。

经过汉末乱世的大角逐，剩下的军队以世家大族的私兵部曲为主，所谓部曲，平时为世家大族耕种，战时则从军帮助世家大族打仗。

部曲们的权力完全来源于世族军阀，后者掌握着部曲武装的升迁荣辱，所以世族军阀们指哪，其部曲武装们就打到哪。

《三国演义》的开头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这一点，在世族军阀对麾下部下自上而下授权的时代是成立的，当然，在节度使对麾下士兵有生杀予夺之权的藩镇1.0时代也是成立的。

无论是袁绍还是曹操，亦或是安禄山、史思明，其目的都是尽可能扩充自己的地盘，当然，地盘扩充到极限，就是统一天下。

这就是分久必合背后的权力逻辑。

而在安禄山、史思明等强势军阀死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基层将士们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关系，节度使反而要仰仗他们，很多时候，这些基层将士们还会以自己比较血腥的方式“选”出节度使，至于皇帝的授权，则沦为了形式上的走过场。

于是，权力逻辑发生了彻底的翻转，节度使的产生方式，变成了麾下将士们的自下而上的授权。

当将士们的权力来自于皇帝时，皇帝的意志决定将士们的意志，当将士们的权力来自于军阀或节度使时，军阀或节度使的意志决定将士们的意志。

所以军阀们可以将统一天下的意志施加于麾下将士身上。

而当军阀或节度使的权力来自于麾下将士的授权时，权力的逻辑彻底变了，麾下将士的意志决定节度使的意志。

基层士兵们是不可能有“统一天下”这样宏大的愿望的，他们的愿望无非是多拿钱，少打仗。

士兵们的钱，一方面来自节度使给他们发的军饷，节度使们为了让麾下士兵们满意，就得加紧盘剥百姓，另一方面则来自来自他们抢劫百姓所得，所以这时各节度使军队的军纪都不怎么样。

这时候再看《太平年》中张彦泽杀子充军粮的桥段，我们大概可以弄清其背后的逻辑了，就像张彦泽对其子说的那样：如果喂不饱将士们，他们就要犯上作乱。

在这种逻辑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张彦泽非常清楚，如果锅中无肉，他这个所谓的太尉，节度使，就得变成那锅中的肉。

魏博牙兵

长安天子，魏博牙兵，是一句形容当时社会状态的经典说辞。

这里，我们要说一说“牙兵”这一词汇的由来，“牙”通“衙”，指节度使的府邸，由于麾下将士们经常玩“下克上”，节度使们也担心自己哪天睡觉睡到一半被砍了脑袋，所以他们要武装效忠于自己的亲兵。

这些亲兵能够拥有最好的武器装备和较高的待遇，平时护卫在节度使府邸周围，是节度使的心腹。

但时间一久，这些节度使们的心腹衙兵也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他们的生态位也从保护节度使变成了控制节度使，因而这些人也就会日渐骄纵起来，就这样，衙兵，也就变成了牙兵。

当牙兵们不再是保护而变成威胁时，节度使们还得想别的办法保护自身安全，于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兵种再次出现：院兵。

院兵，比牙兵更进一步，负责节度使的院子安全。

从牙兵，院兵身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时节度使的窘境，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看似是一方霸主的他们，非但不能像过去的军阀一般逐鹿中原，反而要时刻小心自己的脑袋什么时候搬家。

此时的手中的所谓兵权，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指挥军队的主动权力，而是满足麾下将士们合理、不合理诉求的义务，这种所谓兵权，不但不是什么财富，还是枷锁，是牢笼，所随时可能炸死自己的大雷。

这便是后唐五代时期，社会的终极逻辑，骄兵悍将主导一切，皇帝也好，节度使也罢，不过是工具人，骄兵悍将只顾眼前利益，没有统一天下那么大愿景，所以整个晚唐，皇帝与藩镇之间才会以如此尴尬的形式共存。

晚唐的藩镇格局形成了另一种稳态，这种稳态无法从内部打破，只能由外部来打破。

所以只有黄巢这样落榜生与其军事集团中那个叫朱全忠的小子，以及沙陀雇佣兵集团中那个叫李克用的狠人出现时，天下大势才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