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宽松到天启严苛，明代时事小说的生死劫，从繁荣到禁毁

文/编辑 | 史海闪耀

明代晚期，街头巷尾流传着一种特别的读物，这些小说不讲神仙鬼怪，专门说当下发生的事。

朝廷打仗了，有小说写，大臣斗法了，也有小说记，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文人写得热火朝天。

可这种热闹景象没能持续太久，从万历朝的放任自流，到天启朝魏忠贤的血腥镇压，再到清初文字狱的彻底封杀。

时事小说的命运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政治环境的冷暖变化。

万历不管事，小说钻空子

说起时事小说的诞生，还得从万历皇帝的"懒政"说起，这位神宗皇帝在位48年，有20多年压根不上朝。

首辅王锡爵想见皇帝一面，"违远三年"都没机会，大臣雒于仁写了篇《酒色财气疏》，直接批评皇帝沉迷酒色，结果也就是革职了事。

朝廷管得松，民间自然就活跃起来，建阳的书坊开始大量印书，盗版横行，质量参差不齐，但官府基本不管。

申时行这些内阁大臣也没了张居正那股锐气，得过且过成了常态，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李贽案和书案。

李贽这个人思想激进，按理说该被严办，可他死后，著作照样在杭州、南京重新出版，宁波还有人发起请愿。

顾炎武后来记载说，李贽的书"至今未灭"，两次妖书案矛头直指郑贵妃和"争国本"，最终也是抓几个替死鬼草草了事。

这种监管真空给了时事小说生长的土壤，万历年间，言官在"立国本"之争中特别强势，舆论直接怼内阁大员和皇帝。

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三任首辅都因为调和不当丢了官。

有次岳元声堵在内阁门口跟王锡爵辩论，把王锡爵问得哑口无言，他的弟子都担心会有"灭族之祸"。

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诞生了，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时事小说，标志着这种文学形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老百姓终于有了自己了解朝政的渠道，不用再完全依赖官方的说法。

魏忠贤上台，文人遭殃

天启初年，情况还算不错，光宗暴毙后，熹宗即位，这位皇帝从小教育缺失，只喜欢玩乐，不爱管朝政。

东林党人因为拥立有功掌握了朝政，当时还有"众正盈朝"的说法，万历朝那种宽松环境延续下来，时事小说继续发展。

可好景不长，魏忠贤崛起后，局面彻底变了，天启五年开始，东林党人遭遇大狱。

杨涟、左光斗、赵南星这些人被一网打尽，东林六君子、七君子案接连发生。

阉党的人占据了朝廷要津，魏忠贤的党羽遍布各个关键位置，更可怕的是文化专制。

魏忠贤炮制了《三朝要典》，篡改历史、抹黑东林、美化自己，还发行到全国，徐复阳建议下，天下书院被大规模摧毁。

东厂番役到处监视，"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剥皮、刲舌这些酷刑频繁使用，"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

整个社会"屏息丧气"，没人敢多说一句话，这个时期，两部时事小说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

天启四年出版的《七曜平妖传》写的是平定白莲教徐鸿儒叛乱，里面有大量斗法情节，更像神魔小说。

因为立场支持朝廷，符合封建正统观，又不触犯魏忠贤集团的利益，这本书得以保全，《辽东传》就没这么幸运了。

这部小说写明朝和后金在辽东的战事，涉及广宁之战，问题出在书里描写了冯铨父子临阵脱逃的情节。

冯铨是朝廷大员，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反过来用这本小说当证据，诬告熊廷弼，天启五年，熊廷弼被捕入狱后被杀。

《辽东传》被列为禁书，市面上查抄销毁，从此佚失，这个对比特别能说明问题。

同样是时事小说，一个因为政治正确活下来，一个因为触犯权贵被禁毁，连作者都搭上性命。

天启朝的政治气候对创作的影响太大了，高压环境下写时事小说就是在玩命。

崇祯想管管不住，清朝一刀切

崇祯帝即位后，不到半年就端掉了魏忠贤集团，民间压抑的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一年内就出了三部倒魏主题的时事小说。

老百姓把这些书当成抒发情绪的载体，传播得特别广，紧接着，辽事小说也涌现出来。

《镇海春秋》《辽海丹忠录》《近报丛谭平虏传》相继问世这些小说符合政治正确，流传广泛也没遭到限制。

可崇祯帝虽然有心整顿，却已经无力回天了，左懋第请求禁毁《水浒传》，崇祯帝下令"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勒令烧毁"。

结果呢？不了了之，这证明明王朝已经没能力打击"蛊惑人心"的小说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下，政治腐败、财政危机、外敌入侵，哪还顾得上管小说。

更讽刺的是，连大臣都开始利用时事小说搞党争，阁臣温体仁指使门生许曦等人写《大英雄传》《放郑小史》，专门诋毁政敌郑鄤。

堂堂阁臣都这么干，可见时事小说创作已经成了常态，崇祯帝有心匡正党争，却无力回天。

明朝灭亡前后，时事小说迎来了第三次创作高峰，这次的主题是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鼎革。

《剿闯通俗小说》《梼杌闲评》《樵史通俗演义》这些作品，大多出自明室遗民之手。

当时政局混乱，清廷忙着巩固统治，南明自顾不暇，客观上给了创作空间，可这最后的繁荣很快就结束了。

清廷统治稳定后，文化控制越来越严。

康熙年间的庄廷鑨明史案，因为修明史触犯忌讳，庄家被灭族，连已经去世的庄廷鑨都被开棺戮尸。

雍正年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因为用了南明年号，戴名世被斩，家人流放，一次次文字狱下来，从士大夫到普通市民都噤若寒蝉。

"万马齐喑"这个词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再合适不过，再也没人敢"妄议朝政"，时事小说创作彻底衰落。

那些曾经在街头巷尾流传的小说，那些记录时代变迁的文字，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小说虽死，价值犹存

晚明时事小说的兴衰史，说到底就是政治环境和文学创作博弈的历史，万历朝监管松弛，催生了第一部时事小说。

天启朝魏忠贤专权，《辽东传》被禁，熊廷弼冤死，崇祯朝大臣用小说搞党争，荒诞至极。

最后在清初文字狱的高压下，时事小说彻底沉寂。

这个过程清楚地展现了专制政权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力度，如何直接决定文学形式的生死存亡。

时事小说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它们是市民阶层了解时事的主要渠道，是市民文化兴起的见证和推动者。

这些作品让下层民众在社会舞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录。

时事小说的命运给我们的启示很明显，文化的繁荣需要相对宽松的环境，过度的管控只会导致"万马齐喑"的悲剧。

那些曾经鲜活的文字，那些记录时代的声音，最终都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这不仅是文学的损失，更是整个社会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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