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直臣范镇：不阿不附、敢逆龙鳞，被时代忽略的风骨标杆

一提到北宋名臣，人们立刻想到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欧阳修。可有一个人，官至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门下侍郎，是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重臣，苏轼尊他为师、司马光引为知己，敢当面顶撞皇帝、硬刚新法、为忠义不惜丢官。他一生清廉、刚直、守道，正史《宋史》给予极高评价，却在后世几乎被遗忘。他就是范镇。

范镇，字景仁，出身普通读书人家庭，并非名门望族，在看重门第与家世的北宋，属于典型“寒门进士”。

但他自幼苦学，博览经史，尤精于《礼记》《春秋》，文风醇正典雅，不尚浮华，少年时便在蜀中文坛崭露头角。

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极大，但竞争也极惨烈。范镇于宝元元年中进士，这一年他已经31岁。在当时，并不算特别年轻，但他的才学与品行，一入仕途就被上层注意到。

《宋史·范镇传》开篇便写：“镇少好学，尝举进士，礼部奏名第一。”礼部考试第一，也就是省元，这是极高荣誉。

但因为当时制度与考官争议，最终名次被下调，范镇却淡然处之，毫无怨言。这种气度，让当时名臣如庞籍、宋祁等人都极为欣赏，主动与他结交。

不久，范镇被任命为直史馆、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一步步进入中央核心。他为官清慎，不结党、不攀附、不请托，在风气日渐复杂的仁宗朝，显得格外突出。 当时士大夫多热衷交游、标榜、结社，范镇却闭门读书、勤于职事，不赴宴、不游宴、不妄言，时人评价他“静重端方，如古大臣”。

范镇一生最震动朝野、也最显风骨的，是仁宗朝立储之争。宋仁宗赵祯在位长久，政绩可观，被称为“仁宗盛治”，但他有一个巨大隐痛：皇子早夭，始终无成年皇子继位。 国本不定，朝野不安。但满朝文武，大多不敢深言，皇帝无子嗣，本就是忌讳，谁强谏，谁就可能被视为“诅咒皇帝、盼帝早崩”。

满朝沉默，只有范镇站了出来。从嘉祐初年开始，他连续上疏，前后近二十道奏章，直言请皇帝早定宗室子弟为皇嗣，安定人心、稳固社稷。

《宋史》完整保留了他的激烈言辞：“陛下舍宗室不问，此臣所大惧也。天下根本，未有所定，人心危摇，奸人窥伺。” 他甚至说出极重的话：“臣言不行，必死之！”意思是：你不采纳，我就以死相争。

仁宗起初不悦，多次压下奏章，甚至派人委婉警告。范镇却居家待罪，闭门不出，坚请辞官，以示绝不妥协。 当时宰相、重臣都劝他：“此事太险，何必以命搏之？”范镇回答：“事君者，当以道，不以苟容。”

君臣之间，靠的是道义，不是苟且顺从。 这场抗争持续数年，范镇几乎是以一人之力，顶着巨大压力，反复进言。

最终，仁宗被其忠诚与胆识打动，慢慢接受建议，后来收养宗室子弟，也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没有范镇的死谏，北宋中后期皇位传承，很可能出现动荡、政变、权臣擅立的局面。

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北宋立刻陷入另一场巨大政治风暴：“濮议之争”。 简单说：英宗是宗室入继大统，该称仁宗为“皇考”？

这在今天看是虚名，在古代是礼教大防、正统根本。以司马光、范镇、吕诲为代表的一派，坚持：既然入继大宗，就应以仁宗为父，维护皇权正统与宗法制度。 以宰相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迎合皇帝心意，主张尊濮王为“皇考”。

朝堂分裂，言辞激烈，互相攻讦。皇帝明显偏向韩琦、欧阳修一派。 范镇再次站在少数派一边，坚守礼义，不迎合上意。他连上奏章，引经据典，言辞恳切，不卑不亢：“陛下承宗庙社稷之重，当以正统为重，不可私亲生而轻天下。”

结果可想而知：皇帝不悦，宰相厌恶，言官弹劾，舆论压力巨大。 换作一般官员，要么沉默自保，要么顺势倒向皇权与宰相团，以求富贵安稳。 范镇怎么做？他再次请求辞官，以示不愿同流、不愿违背本心。

《宋史》记：“镇议不合，累请去位。”不是一时冲动，是原则问题绝不妥协。 他不是为了争权，不是为了结党，只是为了心中的“礼”与“正”。这种人，在任何朝代都极少，在北宋党争渐起的时代，更显珍贵。 北宋最激烈的政治漩涡，是王安石变法。神宗年轻有为，锐意改革，王安石强势主持新法，雷厉风行。支持新法者快速升迁，反对者纷纷被贬、外放、罢官。

朝堂几乎一边倒：要么支持，要么沉默。 范镇此时已是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掌朝廷政令出纳，地位清要、接近中枢。他亲眼看到新法推行中的弊端：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在执行中被地方官吏扭曲，盘剥百姓、激化矛盾。

他不是空谈反对“变法”本身，而是直指执行之弊、害民之实。 他上疏直言：“新法行，民不堪命，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为盗。”这话非常重，等于说：新法正在逼民为盗、动摇国本。

王安石大怒，神宗也不悦。王安石利用权力，多次压制、排挤范镇。范镇则封还词头、拒绝草拟支持新法的诏书，用制度赋予的权力，合法抵制弊政。 在北宋，翰林学士“封还词头”是极重的政治表态：我不认可这项政令，拒绝为皇帝起草文件。

王安石忍无可忍，授意御史弹劾范镇。范镇知道，自己已无法立足。 他没有低头，没有求饶，没有转风向，而是主动上表，请求罢职。奏章中，他写下一句震动士林的话：“臣言不用，无颜复立朝廷。” 熙宁三年，范镇被罢翰林学士，以户部侍郎致仕。

对很多官员来说，这是政治生命的终结；对范镇来说，这是守道全身、光明磊落的结局。 当时天下士大夫，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新法，都敬佩他：不以富贵易其心，不以威武屈其志。

范镇退休后，回到洛阳、许昌一带居住，生活极为清俭：不置田产、不营私宅、不宴宾客、不结权贵。 《宋史》写他晚年：“居家约俭，无他玩好，唯读书赋诗自娱。” 他与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往来极密，两人志同道合，都反对新法、推崇礼教、重视民生，互为知己。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范镇常与之讨论史事、校正谬误。

而对苏轼，范镇更是亦师亦友。苏轼年少成名，很早就敬重范镇的人品与学问。后来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几乎被杀，满朝官员多不敢言，范镇虽已退休、无权无势，却毅然上书营救，直言苏轼无罪、朝廷不宜以言语罪人。 这种行为，在当时是冒极大政治风险的，很可能被打成同党、再度治罪。

范镇完全不顾。苏轼后来出狱，终生感念范镇，在文中多次称“范公”，视之为当代士大夫的人格标杆。 范镇去世后，朝廷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忠文。 “忠文”二字，是对他一生最精准的总结：忠君爱国，守道不回；文行出处，堪为世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