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安禄山,很多人就骂唐玄宗老糊涂,说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个要反的配置,偏偏皇帝看不出来,但这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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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坐到那张龙椅上,就会发现根本没有“安全选项”,当时的大唐,北边是契丹,西边是吐蕃,哪一条战线崩了,都是直接捅进心脏的事。
要守住边疆,就必须有人能在第一时间拍板、调兵、发粮、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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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是,中央根本做不到,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一道奏折跑半个月都是常态。
等长安那边讨论完“合不合规”,前线早就血流成河了,所以皇帝只有一个选择:把权力一次性打包,塞给前线主将。
你不放权,今天就死,你放权,可能将来死,唐玄宗选的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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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信任安禄山,而是对现实低头,是用未来的不确定风险,去换眼前的确定安全。
很多人以为节度使坐大,是皇帝纵容,其实恰恰相反,是旧制度彻底玩不下去了,唐初的府兵制,本质是“平时种地,战时当兵”,成本低,控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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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套东西有个硬伤: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分。
到了开元,天宝年间,人口暴涨,土地兼并,国家已经拿不出地了,府兵自然也就死了。
没兵就只能花钱雇,募兵制一上,问题立刻来了:这些职业军人常年驻边,必须有人天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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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致命的是,一旦打仗,分权就等于自杀。
管粮的没权拨粮,管人的没权提将,管兵的没权决策,这仗根本打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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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所有权力只能往一个人身上集中,节度使成了集军权、财权、人事权于一体的“超级节点”。
安禄山不是例外,而是这种结构下的必然产物。
真正决定皇帝敢不敢给权力的,从来不是“忠不忠”,而是“看不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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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死,是因为他在外;杨沂中能活,是因为他在身边,南宋赵构怕武将怕到极点,却唯独放心杨沂中,让他掌禁军二十多年,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就在眼皮底下,没有造反空间。
而安禄山呢?人在幽州,手握十几万兵,皇帝只能靠奏报猜他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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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息黑箱,本身就是恐惧的来源,唐玄宗试图用认干儿子、给高官厚禄去弥补距离带来的失控,但这在权力面前根本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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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反复证明,在古代这种低通信,慢组织的条件下,疆域一大,就必然要在边疆制造“土皇帝”。
这不是某个皇帝的失误,而是时代的上限,权力一旦离开视线,失控几乎是必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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