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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涛
上世纪90年代,湄南河畔的曼谷曾是亚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彼时的泰国,以年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外的又一“亚洲虎”,1988年更是创下13%的惊人增幅,让世界见证了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奇迹。
然而三十年后,这幅繁荣图景早已褪色。2025年,泰国经济增速预计仅1.6%,位居东南亚主要经济体末位。开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林·阿杜瓦塔纳的评价一针见血:“短短十年间,泰国就从被誉为‘特氟龙泰国’变成了‘亚洲病夫’,这令人十分担忧。”
从意气风发的“亚洲虎”到步履蹒跚的“病夫”,泰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沉沦?
三大产业的集体失速与现实困境
泰国经济的衰退,并非单一产业的偶然下滑,而是消费、制造业、旅游业三大核心支柱的同步崩塌。这种全方位的疲软,让经济失去了增长韧性,陷入“无引擎”的停滞状态。
(一)消费萎缩高债务与低信心下的“全民节流”
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泰国内需近年来持续低迷,2025年甚至出现负通胀,成为需求疲软的直接信号。这背后,是压在民众身上的两座大山:高企的家庭债务与停滞不前的薪资。
泰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已接近90%,位居亚洲前列,意味着普通家庭早已“债台高筑”。多年来,泰国薪资水平几乎原地踏步,而物价却持续上涨,民众可支配收入不断缩水。
更致命的是,消费信心的崩塌形成了恶性循环:企业因需求不足缩减生产、裁员降薪,而失业与收入不确定性又让民众进一步收紧开支,导致消费市场持续萎缩。银行也因担忧违约风险减少放贷,让本就缺乏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房地产市场更是遭遇三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进一步拖累了整体经济活力。
(二)制造业衰退:被抢走的“东南亚工厂”
曾经,泰国是东南亚的制造业中心,汽车、电子等产业的出口一度撑起了经济半壁江山。但如今,这片“制造热土”正逐渐失去吸引力:日产、本田、铃木等车企纷纷关闭泰国工厂或缩减产量,电子代工厂也将产能转移至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泰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克里恩克莱·蒂恩努库尔直言:“我们的制造业正在失去竞争力,新政府必须认真努力将旧产业转型为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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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衰退,本质上是“成本优势丧失+技术升级滞后”的双重打击。随着泰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其曾经依赖的低成本制造模式,在越南等新兴市场的竞争下不堪一击。越南的最低工资仅为泰国的三分之二,且人口结构更年轻,吸引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更严重的是,泰国制造业长期停留在低端代工环节,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当全球产业链向高附加值转型时,泰国未能及时跟上步伐。在新能源汽车、高端电子等新兴领域,泰国不仅落后于中国、韩国等制造业强国,甚至被越南等邻国抢占了先机。此外,美国对泰国出口产品加征19%的关税,叠加泰铢升值导致的成本上升,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不少工厂只能选择搬迁或关闭。
政治不稳定与政策摇摆,更是让制造业雪上加霜。泰国在短短几年内更换了三位总理,保皇派军方势力与改革派政党的持续僵局,导致长期产业规划难以落地。外国投资者担心政策连续性,纷纷减少在泰投资,而本土企业也因信心不足不敢扩大生产或投入研发,形成了“投资萎缩—技术落后—竞争力下降”的死循环。
(三)旅游业遇冷:“微笑国度”的吸引力褪色
旅游业在泰国GDP中的占比长期超过10%,巅峰时期的2019年,全年接待外国游客达4000万人次,为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但如今,这个支柱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寒冬:2025年泰国接待外国游客3290万人次,同比下降7%,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旅游业收入也同步下滑。
游客的“退潮”,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首先是安全信任危机:2025年初,一名中国男演员在泰缅边境失联被绑架的消息,让“泰国旅游安全吗”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刷屏,作为泰国最大客源国之一的中国游客数量大幅下降,甚至被马来西亚超越,退居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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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竞争力下降与成本上升。泰铢升值导致赴泰旅游成本增加,住宿、餐饮、交通价格普遍上涨,而泰国旅游产品多年来缺乏创新,仍以海岛、寺庙等传统项目为主,难以满足游客日益多元化的需求。与此同时,越南、新加坡等邻国正积极拓展旅游市场,推出更多新颖产品,逐步抢占泰国的游客份额。
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环境也带来了冲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让游客出行意愿下降,主要客源国更注重发展本国旅游,加上国际局势紧张导致空域受限,进一步影响了泰国的旅游复苏。曼谷的酒店入住率持续低迷,曾经熙熙攘攘的景区如今门可罗雀,零售业、餐饮业因游客减少陷入困境,形成了连锁反应式的萧条。
结构性矛盾与政策失当的双重绞杀
三大支柱的集体崩塌,只是泰国经济衰退的表象。深层来看,这场沉沦是人口结构恶化、政策短视、社会阶层固化等多重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而频繁的政治动荡则让这些问题雪上加霜,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一)人口危机:老龄化与少子化的“无声绞杀”
泰国正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危机,这一问题被经济学家视为“最难以逆转的结构性挑战”。数据显示,泰国人口已连续四年下降,2025年出生率将降至75年来的最低点,而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人口快速老龄化与萎缩的趋势日益明显。
人口结构的恶化,直接冲击了经济的根基。对于制造业而言,少子化导致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不仅推高了用工成本,还造成了“用工荒”,让本就面临竞争压力的工厂雪上加霜。对于消费市场而言,老龄化意味着消费需求的收缩——老年人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而少子化则导致未来消费群体的持续萎缩,让内需市场失去增长潜力。
更严重的是,人口危机加剧了财政负担。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养老金、医疗支出等社会保障成本大幅上升,而劳动力人口减少导致税收增长乏力,进一步挤压了政府用于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空间。这种“劳动力减少—税收不足—财政紧张—无力改革”的循环,让泰国陷入了难以挣脱的困境。
(二)政策短视:“治标不治本”的短期刺激陷阱
长期以来,泰国政客热衷于推出“现金补贴”“半价消费”“首车计划”等短期刺激措施,这些政策虽能在短期内拉动需求、赢得选票,却缺乏长期规划,难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这种“重短期、轻长远”的政策倾向,让泰国付出了沉重代价。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连续多年超过5%,成为难以扭转的“新常态”;税收增长远不及支出扩张速度,利息支出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已达11%,逼近12%的信用评级警戒线,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已多次下调泰国的信用展望。更严重的是,短期刺激政策未能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泰国民众实现收入跨越的可能性几乎处于全球最低水平,进一步固化了贫富差距,让经济失去了创新活力。
(三)政治动荡:难以落地的长期改革
自2006年军事政变以来,泰国政治局势持续动荡,保皇派军方势力与赢得选举的改革派政党陷入长期僵局,导致政府更迭频繁,短短几年内就更换了三位总理。这种持续的政治不稳定,让泰国难以制定和执行长期的经济改革计划,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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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总理阿努廷
对于企业而言,政治动荡意味着政策的不确定性。外国投资者担心新政府上台后改变现有政策,纷纷推迟或取消在泰投资计划;本土企业也因信心不足,不敢投入巨资进行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张,导致制造业升级停滞不前。泰国旅游营销协会主席基蒂·蓬西瓦基特坦言,政治动荡对旅游项目和预算造成了严重冲击,“如果政府的信誉和稳定性能够得到提升,我们就能重回巅峰时期”。
更严重的是,政治内耗让泰国错失了产业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当越南、马来西亚等邻国在积极吸引外资、推动制造业升级时,泰国却陷入了“改革议而不决、政策反复摇摆”的困境,原本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最终被邻国超越。
从“亚洲虎”到“亚洲病夫”,泰国经济的沉沦令人唏嘘。这场衰退并非偶然,而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的不仅是政策的调整,更是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与政治共识。
泰国并非没有优势——它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一定的制造业基础和高素质的劳动力。但这些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关键在于能否摆脱短期利益的诱惑,正视深层矛盾,推行长期、可持续的改革。
正如开泰银行的布林·阿杜瓦塔纳所言,泰国经济“尚未进入重症监护室”,但如果不及时解决结构性挑战,情况将会变得更糟。对于这个曾经创造过经济奇迹的国家而言,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是继续沉沦,还是痛定思痛、锐意改革,重拾“亚洲虎”的昔日荣光?答案,掌握在泰国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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