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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年里,西方军事媒体对中国新一代舰载隐身战机歼-35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
如果回到几年前,这类报道更多集中在“性能猜测”“进度评估”以及“是否能追赶美国”的老话题上,但随着歼-35在福建舰上完成电磁弹射起飞与触地复飞测试,一些原本围绕气动布局、隐身水平、航电系统的讨论,逐渐淡出了舆论中心。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似与军事技术并不直接相关的新指控——“气候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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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某媒体撰稿人阿德里安·维莱拉斯在评论中提出,歼-35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军事能力的跃升,也意味着“高碳排放的未来风险”,在他的表述中,隐身材料、精密制造、能源消耗被包装成一种“无形的碳弹”,仿佛歼-35尚未大规模列装,就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的潜在推手。
这种说法,在军事报道中并不常见。
问题在于:当一款仍处于初期列装阶段的战机,被提前赋予“气候罪责”,它究竟是在讨论环境,还是在讨论战略焦虑?
2025年中,歼-35在福建舰上完成电磁弹射测试,这一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却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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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意味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电磁弹射系统+隐身舰载机”完整技术路径的国家,这种能力,并非单一装备的突破,而是航空工业、舰船工程、电磁系统、飞控软件等多领域长期积累的集中体现。
在远洋制空体系中,舰载隐身战机并不是用来“展示存在感”的平台,而是实实在在决定航母战斗群攻防边界的核心要素,长期以来,这一领域几乎由美军单方面主导。
当这一格局出现变化时,外界的反应并不意外。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西方媒体很难再从技术参数层面找到明显短板,歼-35的整体设计路线、测试节奏以及配套平台,都呈现出高度克制、稳步推进的特征,这让传统的“性能质疑”显得越来越缺乏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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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话题开始转向,维莱拉斯等人的批评,并非建立在现实数据之上。
截至2026年初,歼-35仍处于小批量列装阶段,年飞行小时数极为有限,其训练频率、部署范围,甚至还无法与许多现役四代机相提并论,换言之,所谓“高排放影响”,在现实层面并不存在统计基础。
真正值得对比的数据,其实并不遥远。
根据美国国防部2024年发布的报告,F-35系列战机全球交付量已超过1000架,分布在20多个国家,常年承担高强度训练、跨洲部署和实战任务,仅这一型号机队,每年消耗的航空燃油就超过5亿加仑,其碳排放规模,早已远超任何一款新型战机的研发阶段总量。
但在相关评论中,这一现实却被刻意回避。
歼-35被讨论的不是“现在做了什么”,而是“未来可能会做什么”,而F-35及其庞大的现役体系,则被视为“既成事实”,甚至被默认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成本。
这种对比,本身就构成了明显的不对称。
支持“气候批评”的观点,往往以“全生命周期碳足迹”为依据,这在理论上并非完全站不住脚,但问题在于其前提设定。
这些推演往往默认一个结论:中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必然伴随环境恶化,而美国及其盟友现有的军事规模,则被排除在同一评估标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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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正从气候责任角度出发,全球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单一排放主体,恰恰是那些已经长期高频运转的大型军事体系,但相关讨论却很少将其置于聚光灯下。
当环保成为选择性工具,而非一致性标准,它就不再是环境问题,而是一种话语策略,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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