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幸福娃
话说：“浪子身无分文，也敢远走他乡；游子空着行囊，却不敢回到家乡；温水煮了将军梦，现实压垮少年郎。”
年少时，我们都曾是那“敢”远走的浪子。那时节，所谓“身无分文”，并非真的窘迫，倒像是一种骄傲的宣告，仿佛在说：我赤条条来去，无所牵挂，世界便该是我的。那背囊里，装的是轻飘飘的、五彩斑斓的梦。
将军的梦，诗人的梦，征服远方的梦，哪一个不是鼓胀着，比黄金还沉，却又比羽毛还轻，能教人凭空生出双翼来。
那时敢于远走，凭的便是一腔无由来的、莽撞的勇气。这勇气，并非来自对前路的明晰，反倒是因为对前路一无所知，于是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家乡在身后，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仿佛只要不回头，那束缚与陈旧便追不上自己。这“敢”，实在是一种幸福的懵懂，是生命在起跑线上那一声嘹亮却不知深浅的呐喊。
走着走着，那背囊便渐渐空了。不是金银散尽的那种空——那倒还是实在的——而是一种更教人惶惑的空。
早先胀鼓鼓的梦，被路上的风霜雨雪，被日复一日的寻常与琐碎，悄无声息地磨薄了，吹散了，像温水漫过，不觉其烫，只待惊觉时，那份灼热的向往早已凉透。
这便是“温水煮了将军梦”。梦既淡去，背囊便显出一种尴尬的轻飘来。这时，人便从“浪子”成了“游子”。浪子尚有出走的决绝与方向，游子却只剩飘零的惘然与苍茫。
家乡或许还是那个家乡，村口的老槐树或许添了几个新枝，屋后的溪水或许还那样潺潺地流。怯的，是那个即将踏入旧日门槛的、如今的自己。
那空空的行囊，此刻仿佛不再是轻盈，而成了一种难以承受的重负，装满了未竟的旅程、消散的诺言，和一份沉甸甸的、无法向任何人（尤其是向从前的自己）交代的时光。
这便是“现实压垮少年郎”的真相吧。压垮他的，往往不是外间具体的艰难，而是这内外交困的、对自我价值的盘诘。
梦的消散，使得远行的意义变得模糊；而归途的阻滞，又让生命的来处显得遥远而陌生。他悬在途中，进退失据，成了一个真正的“游”魂。
这般看来，人生的困境，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循环：因梦而敢行，因行而梦碎，因梦碎而怯归，因怯归而愈感飘零。
我们总以为，行囊该是满的才好。装满成就，装满阅历，装满面子与风光，才好回去见“江东父老”。
我以为，这“空”，或许正是生命给我们的一份厚礼，只是包装得过于朴素，以至于我们认它作耻辱。
背囊空了，我们才第一次真正地直面自己，那个剥离了所有幻梦与标签的、本真的自己。
远走他乡，原是为寻找什么；行囊空时，或许才惊觉，所要寻找的，并不在外界，而一直就在这寻找者的身上。
那敢远走的勇气，并非来自对远方的无知，而是生命本身向上向前的力量；那不敢归乡的怯懦，也并非因为无所成就，而是尚未能与自己达成真正的和解。
归乡，那是向着生命源头的回溯，是向着本真自我的回归。只有当背囊空了，将那些外在的、用以标榜自我的东西一件件卸下，我们才轻省得足以完成这趟最艰难、也最重要的归途。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空”，正是“水穷处”，逼着你停下来，不再向外驰求，而是向内观照。于是，云霞便从心底升起来了。
温水煮了的，未必是梦，或许只是梦那层华丽而易碎的外壳。现实压垮的，也未必是少年郎，或许只是他背上那过于沉重的、本不属于他的包袱。
当外壳剥落，包袱卸下，那最初的、赤子般的“敢”，或许才会以一种更圆熟、更坚韧的形态，重新回到生命里。
那时，远走与归乡，便不再是对立的两极，而成了生命之圆上两个彼此映照的点。
走得再远，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有朝一日，能坦然、从容地，完成那场精神的“归乡”。
人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既都是行人，便不必太执着于行囊的满与空。那满时的饱胀，空时的清虚，都是旅途上的风光。
重要的，或许不是背囊里装了什么，而是这行走的过程，是否让我们更贴近了生命的本真。
浪子的敢，是一种开始；游子的怯，是一种中转；而那能勘破了“空”与“满”，能于无所得中见真谛，从而敢坦然归去，亦敢重新上路的，大约才算是走到了一个境界罢。
这道理，说来也平常，只是行来，却需要一生的功夫去体悟。我们都在路上，背囊或轻或重，脚步或急或缓，且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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