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解放，一国军少将偷偷对解放军代表说：我1924年就入党了

1896年，汪维恒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普通农家，家里条件不算好，勉强读了几年私塾，19 就去本地小学当教员混口饭吃。

要是没遇上那些“不一样的书”，他可能这辈子就是个乡下先生，守着几间教室过一辈子。可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日后成为“国军少将”，甚至还在上海解放之后，对着解放军代表说自己早在1924年的时候就已经入党了，这个“党”，指的自然就是共产党了。

他的身份，究竟为什么如此“奇怪”呢？

一切还要从1917年说起，当时，上海来的进步刊物像《新青年》《向导》，会偷偷传到乡下。汪维恒夜里关起门，就着油灯看，越看心里越热：原来这世道不是天生就该这样，洋人欺负中国人，地主压榨佃农，这些都能改？

他越想越坐不住，1918年揣着攒了半年的薪水，跑到上海读法文学校。在上海，他见着码头工人被洋人用鞭子抽，见着资本家把发霉的米掺在好米里卖给穷人，心里那点“改世道”的念头，慢慢长成了实打实的决心。

后来他想，光有想法不行，得有本事。1919年，他考进了北京军需军官学校，学的是管军队后勤，谁也没料到，这门“管钱粮枪炮”的本事，后来成了他潜伏20多年的“护身符”。

1921年毕业之后，汪维恒回浙江在浙军当军需官。那时候的浙军鱼龙混杂，有保北洋的，有投国民党的，还有偷偷搞革命的。1923年夏天，他在宁波开会时认识了张秋人，这人是上海团区委的委员，也是共产党员，说话直来直去，讲马克思主义不绕弯子。

“维恒，你觉得这世道烂在哪儿？”张秋人递给他一本《向导》，“不是换个皇帝、换个总统就完了，得让老百姓自己当家。”汪维恒听着，心里那团火一下被点燃了。1924年，在宁波一个小阁楼里，他对着党旗宣了誓，成了宁波最早的党员之一。

那会儿国共刚合作，组织让他“打进去”，先加入国民党，借着国民党的招牌干革命。1925年，汪维恒凭着浙军军官的身份，顺理成章成了国民党党员，还被派到台州管党务。白天他给国民党写报告，晚上就找进步青年偷偷聊：“跟我来，咱们干真革命，不是挂个名儿。”

1927年“四一二”那天，汪维恒正在杭州开国民党的会。会开到一半，外面突然枪响，有人冲进来喊：“抓共产党”！他心里一紧，趁着混乱从后窗跳出去，一路跑回台州。

等他回去才知道，浙江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死的死、逃的逃，宁波地委几乎全被打散了。组织上找到他，说：“现在没法公开干了，你得藏起来，在国民党里站稳脚跟。”汪维恒咬咬牙，把党员证缝在棉袄夹层里，从此成了“隐身人”。

此后，汪维恒就靠着军需官的本事，在国民党里慢慢往上爬。那时候国民党军队里，管后勤的最容易捞钱，买粮草虚报数目，做军装偷工减料，没人查就能发大财。

可汪维恒偏不，账本记得比谁都细，买东西要货比三家，手下人想搞小动作，他就瞪着眼说：“军费是老百姓的血汗，谁敢动一分，我就送他去军法处！”

有人笑他傻：“汪军需，你这官当得有啥意思？”他总笑笑：“没意思，才安全。”他心里门儿清，越是不贪不占，国民党才越放心把重要差事交给他。1930年，他被调到南京军需署，手里管着十几个师的给养。

这时候他才明白，组织让他“站稳脚跟”，是要他站到离敌人心脏最近的地方。

可没成想，跟组织的联系断了。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地下党机关一个接一个被破坏，当初跟他接头的人要么牺牲了，要么失联了。汪维恒拿着那个缝在棉袄里的党员证，心里急得慌，可又没办法，他只能等着，等着组织来找他，这一等，就是十多年。

1938年，抗战正紧，汪维恒在西安碰到个叫史永的“上海商人”。两人喝了几杯酒，史永突然说：“听说你当年在台州，帮过不少‘朋友’？”汪维恒心里一紧，嘴上却装糊涂：“都是过去的事了，记不清了。”

史永从怀里摸出个小纸条，上面是个暗号，那是1927年组织给他的联络信号。汪维恒这才知道，组织终于找到他了。可史永不知道汪维恒的老底，只觉得这个国民党军官思想进步、为人可靠，是个可造之材，想“发展”他入党。

汪维恒又惊又喜，以为是组织来恢复他的关系，可潜伏纪律刻在骨子里，他不能露馅，只能“演”。

史永跟他讲革命道理，他就装出顾虑：“家里负担重，怕连累老婆孩子”“风险太大，我再想想”。史永耐心劝了好几次，汪维恒才“松口”，重新填了入党申请书，办了入党手续。一个1924年的老党员，1938年又“入了一次党”。

这个天大的误会，直到全国解放后，史永整理档案时才发现，当时哭笑不得。可也正是这个误会，成了汪维恒最安全的保护色：在史永这条线上，他是“新同志”，没有任何历史包袱，能更放心地传递情报。

重新接上组织，汪维恒像有了主心骨。他手里的军需权，成了获取情报的利器，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军火库存、后勤部署，他摸得门儿清，这些情报，都通过史永一条线送到了延安。

1943年，汪维恒在重庆开军事会议，听见蒋介石跟胡宗南密谈：“等秋收后，把陕北围起来，一举解决。”他心里咯噔一下，那会儿八路军在陕北缺粮缺弹，真被围了后果不堪设想。散会已是半夜，他借着查哨的名义，绕到八路军办事处附近，把情报送了出去。

等胡宗南带着部队开到陕北边境，发现八路军早有准备，只能灰溜溜撤了。后来周总理还专门说：“那次多亏了汪维恒，不然陕北就危险了。”

1946年，汪维恒升了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管着华东、华中的后勤。每天下班，他都锁上门，把情报抄在薄纸上，要么让家里的老保姆装进菜篮子带给史永，要么趁夜里散步，埋在玄武湖的柳树下。

有次蒋经国带人查账，翻到他的笔记本，皱着眉问：“这些数字记这么细干啥？”汪维恒镇定地说：“副司令管后勤，心里没数可不行。”蒋经国没看出破绽，骂了句“死板”就走了。

1948年辽沈战役前，汪维恒借考察军需的名义，跑了河北、东北好几个地方，把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兵力、布防都摸得清清楚楚，编成一本小册子交给组织。后来辽沈战役结束，我军汇总的歼敌数字和缴获物资，跟他提供的情报几乎一模一样。

1948年底，国民党开始往台湾跑。陈诚要去台湾筹备退路，第一个想到的后勤主管就是汪维恒，陈诚一直觉得他是“百年难遇的后勤奇才”，清廉又能干，两次被撤职都是他保下来的。陈诚让汪维恒当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去台湾打前站，为几十万人的撤退做准备。

去还是不去？汪维恒犯了难。去，可能一辈子回不来，要跟家人在台湾接着潜伏；不去，多年的伪装会功亏一篑，而且组织也需要有人摸清国民党在台湾的部署。他咬咬牙，决定去，个人得失，在历史洪流面前不算啥。

他带着全家人登上了去台湾的轮船，在台北住进日式小平房，白天规划港口、修仓库，晚上就把国军的兵力部署、军火库位置默记在心。

1949年，汪维恒收到了史永寄来的信，那上面只有一首诗，可他一眼就明白了，这是组织让他回家呢。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几天，他的家人被紧急送到基隆港，登上了最后一班去上海的轮船。

船刚离港，陈诚的夫人就坐车追到码头，冲着轮船大喊：“不要走！危险！大陆危险！”那声“危险”，透着一股真情，在陈诚夫妇眼里，是在关心朋友；可他们不知道，汪维恒一家人，是从“危险”里逃回了真正的家。

1949年5月27日，汪维恒把财政局的3560箱档案、账本全交了出去，一分不差。跟顾准接上关系后，他第一句话不是表功，也不是诉苦，而是问：“组织上还有什么任务？”

后来他当了上海市地政局局长，还是老样子，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办公室里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下乡查土地时，跟农民一起蹲在田埂上吃糙米饭。有人说：“汪局长，你以前是少将，现在咋过得这么素？”他说：“少将是假的，党员才是真的，党员就该这样。”

可他心里一直有个疙瘩：党龄。

1924年入党的介绍人张秋人早就牺牲了，1927年后又跟组织断了十几年联系，手里只有那个缝在棉袄里的旧党员证，啥证据都没有。有人劝他：“要不重新入党吧？”他摇摇头：“我 1924年入的党，就该从那年算，这不是赌气，是原则。”

直到1984年，中央派人查了十几年，找了当年的老地下党，翻了国民党的旧档案，才确认了他1924年的党员身份。

那天，80多岁的汪维恒戴上老花镜，把恢复党籍的通知看了一遍又一遍，突然老泪纵横，他等这个身份的认可，等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