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文/编辑 | 史坛燃点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经历了一场深刻变革。
马克思主义史学带着阶级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工具进入中国，给近现代社会变革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革命史范式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它用唯物史观做指导，把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当作理解近代历史的主线。
这套研究模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从1920年代的理论萌芽，到1949年前的体系构建，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定型发展，革命史范式走过了漫长的演进历程。
梳理这段历史，能让我们看清楚革命史范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多大影响，也能理解它在不同时期是怎么调整和完善自己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扎根中国土壤
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
这个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他在1885年就提出阶级斗争规律跟自然科学规律一样重要。
列宁后来强调，阶级斗争会贯穿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李大钊是把这套理论引入中国的先驱人物。
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
更重要的是，李大钊不只是照搬理论，他提出了"经济论-社会革命-道德革命"的逻辑链条，用阶级竞争说把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串联起来。
这种方法论上的创新，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跟中国实际情况结合。
李大钊用唯物史观分析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确立了用阶级化革命立场评价历史的新标准。
这个转变意义重大，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看待历史的角度，帝国主义理论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
列宁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系统阐述了这套理论。
李大钊通过《新青年》传播列宁思想，在《庶民的胜利》中吸收了帝国主义战争本质的论述。
蔡和森在《向导》周报上系统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框架，提出"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掠夺中国"的论断。
瞿秋白用帝国主义理论分析列强侵略进程，认为侵略带来了军阀统治和阶级分化，洋务派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
国民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专题化传播阶段。
研究者开始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主要线索，用阶级斗争分析法揭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
阶级斗争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成了革命史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范式的最终形成打下了理论基础。
从理论到体系的关键跨越
1930年代到1949年，革命史范式完成了从理论到体系的关键跨越，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反对本本主义》总结了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实践成果。
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更是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阶级斗争理论。
毛泽东提出"两个过程论"，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的过程。
这个理论框架把马克思主义史学跟社会政治问题研究和实践活动融为一体，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具有开创性意义。
这本书首次划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构建起革命史范式的基本框架。
范文澜以阶级分析为核心，对洋务运动持完全否定态度，把曾国藩等人定性为"民贼"。
这种鲜明的阶级立场，体现了革命史范式的研究方法。
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用唯物史观梳理了1925-1927年大革命的历程，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揭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论证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然性。
很显然，革命史范式在这个时期不只是学术研究工具，还承担着政治功能。
1930年代，国民党学者美化曾国藩，马克思主义学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进行全面批判，这种学术争论背后是政治立场的对立。
革命史范式把毛泽东革命理论转化为学术话语，构建了以革命为中心的历史解释体系。
它的核心理念和方法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预示着新历史研究范式的崛起。
主导地位的确立与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史范式进入定型和发展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套理论的正确性，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稳定环境。
革命史范式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线索、"三次高潮、八大事件"为标志的基本框架。
大量人才涌入这个领域，学科结构体系趋于完备，培养出大量历史人才，涌现了许多代表性著述。
革命史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确立了强势的理论地位。
胡绳1954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三次革命高潮"说。
这个分期理论成为革命史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评价标准上，胡绳认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披着资本主义外衣"，范文澜承认洋务事业带有资本主义成分，但整体评价仍然偏向否定。
姜铎在1960年代连发三篇文章肯定洋务运动的积极意义，认为它客观上具有进步性，不过，这种观点在当时没有获得主流认同。
革命史范式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瞩目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1980年代后，革命史范式受到其他研究范式的冲击，进入自我完善阶段。
在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引下，学术界对近代史下限、阶级分析方法、历史主题进行了重大修正。
学术界掀起了重评曾国藩的热潮，评价变得更加全面客观，这种调整适应了时代和学术发展的需要，为革命史范式注入了新活力。
毫无疑问，革命史范式不是孤立存在的，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中还出现了其他重要范式，比如现代化范式和社会史范式。
现代化范式关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变革，社会史范式则把研究重心放在社会结构、日常生活、民众心态等方面。
这些范式跟革命史范式既有冲突也有互补。
现代化范式对洋务运动等近代化努力给予更多肯定，这跟革命史范式早期的否定态度形成对比。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革命史范式揭示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变革动力，也为理解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视角。
社会史范式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这跟革命史范式强调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念是相通的。
革命史范式在与其他范式的对话中不断调整自己。
1980年代后的自我完善，很大程度上就是吸收了其他范式的合理成分，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让革命史范式保持了学术生命力。
革命史范式是特定时代发展的产物，它适应了时代发展潮流的需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学术价值来看，它以阶级分析为方法论基石，系统解构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揭示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必然性。
革命史范式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研究路径，推动构建了本土特色的近代史阐释框架，实现了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转化。
它的演进历程表明，史学研究需要与时代同步，在坚持核心理论的同时保持开放性和自我完善能力，这个启示对当代史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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