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出手”，撕开虚假诉讼的伪装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新华日报）

□ 本报记者 卢晓琳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推进全域数智化，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摘自省委《建议》

2月2日，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一批严重危害司法秩序的虚假诉讼典型案例，再次释放出持续深化虚假诉讼专项监督的信号。如何让那些企图钻法律空子、“无中生有”的虚假诉讼无处遁形？有没有智慧利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进张家港市检察院数治港检赋能应用中心，实地探访该院自主构建的套取分配类虚假诉讼监督模型。

随着第六检察部副主任张天琪轻点鼠标，海量司法数据在后台飞速碰撞、精准比对。短短30秒内，模型筛选出的高度疑似虚假诉讼的案件信息在屏幕上弹出，涉案当事人、诉讼时间、标的额等核心信息一目了然，虚假诉讼的“伪装服”在智能算法面前被瞬间撕碎。

“模型的生命力在于持续迭代。”张天琪一边演示操作，一边向记者分享目前模型的升级动态。这款模型的核心在于精准破解了司法实践中的痛点难题——虚假诉讼这一长期困扰司法监督的顽疾。虚假诉讼是当事人为谋取非法利益，故意编造事实、伪造证据提起的诉讼，常见于虚假借贷、虚假劳资纠纷等场景。

“办理这类案件，线索获取难、调查取证难是两大‘拦路虎’，单靠人工排查，面对海量的案件卷宗、繁杂的时间线和零散的债权申报信息，很容易被表面的合规流程蒙混过关，根本戳不破其虚假的本质。”该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刘芬给记者举了个直观的例子，“就拿借贷类虚假诉讼来说，涉及的银行流水往往错综复杂，A转给B、B转给C、C再转给D，一圈流转下来，光要理清真实的资金流向，就得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为了打破人工摸排发现线索的局限，经过技术攻坚，2023年11月，张家港市检察院构建虚假诉讼参与分配逃避执行大数据模型，并且每年对模型进行优化升级。

“以前一本200页左右的卷宗，四五名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最快也要半个小时才能提取完核心要素，还可能遗漏关键信息，遇到复杂案件动辄五六本卷宗，更是耗时费力。”该院第六检察部主任杨勇亲历了模型开发应用全过程。

如今有了大数据模型，情况大不一样了——模型引入人工智能要素提取技术，能根据预设研判规则，自动识别卷宗文本和法律文书，几分钟就能精准抽取当事人信息、诉讼请求、判决结果等关键数据，从海量数据中精准筛选高度疑似案件，从而帮助办案人员大幅缩小排查范围，提升查证概率。

不久前办理的一起劳务合同纠纷虚假诉讼监督案，正是模型威力的生动印证。某企业项目经理袁某某，主张公司结欠其高额工资68.08万元，蹊跷的是，半年后这家公司就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这般短时间内的高额工资诉求与企业破产程序的异常关联，暗藏反常。

关键线索的突破，正是得益于模型精准的数据分析能力，快速捕捉到这一系列异常关联并向检察机关发出提示：快速调解、高额诉求与破产程序的不匹配问题，前期高额工资主张与短期内企业破产的反常时序关系。

“大数据模型‘火眼金睛’，一下子就把核心的异常线索揪了出来。”刘芬感慨道。于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督促破产管理人剔除虚假债权，维护了破产程序公正和债权人公平受偿权。

依托该模型，目前张家港市检察院已成功办理多起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该模型上架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以来，已被应用30余次，被最高检民事检察厅和数字办在全国推广。

记者手记 >>>

智能为刃，让法律监督更具穿透力。

虚假诉讼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曾是司法实践中的“硬骨头”。张家港检察院以AI赋能法律监督的实践，正是江苏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生动缩影。通过提炼案件规律、构建智能模型，让虚假诉讼在“数字矩阵”面前无所遁形，既大幅提升了办案效率，又保证了监督精度。

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司法理念与治理模式的深度变革。当人工智能与法律监督深度融合，数据成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司法人员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核心的证据核实与精准监督中。可以说，一滴数字检察的“水珠”，折射出江苏以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的智慧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