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6期走出的12位巾帼英雄

1927年2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正式开学，校内增设女生队，两百余名女性通过考核入校，编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序列。这是中国近代首次以正规军校模式培养女性军事与政治干部，女生队开设军事训练、政治理论、群众工作等课程，学员们接受队列、枪械、战地救护等基础训练，同时参与时局讨论与社会宣传活动。

同年7月，武汉政局突变，分校提前结束教学，女生队学员各自奔赴不同方向，或加入军队、或返乡开展工作、或转入地下活动、或前往苏联学习。在这批学员中，赵一曼、游曦、胡筠、胡兰畦、谢冰莹、黄杰、曾宪植、危拱之、张瑞华、彭猗兰、黄静汶、钟复光十二人，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可考的行迹，她们的人生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紧密相连，没有刻意的光环加持，仅以个人选择与行动，成为时代的亲历者与参与者。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四川宜宾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在校期间，她完成基础军事课程，参与应对夏斗寅叛乱的宣传与后勤支援工作。分校解散后，她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等地从事地下交通与工人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势恶化，她奉命前往东北，参与组建抗日武装，历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抗联第三军二团政委等职，在哈尔滨周边开展游击作战。1935年11月，她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关押期间未向日军提供相关情报，1936年8月在珠河就义，年仅31岁，临刑前留下写给幼子的书信，记录个人牵挂与对时局的态度。

游曦，原名游传玉，四川巴县人，早年受进步思想影响，投身学生运动与妇女工作，1927年进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在校期间，她参与战地宣传与伤员护理，分校解散后，随教导团南下广州，编入女兵班。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她奉命驻守天字码头，负责阵地防御与联络工作，在敌军反扑后，与战友坚守阵地，弹尽后参与肉搏，最终牺牲，年仅19岁。她是女生队中较早牺牲的学员，牺牲后遗体被敌军处置，是广州起义中女性参与者的典型代表。

胡筠，湖南平江人，入校前已参与地方农民运动，1927年进入武汉分校学习军事与政治课程，擅长射击与战术指挥，在校期间完成系统训练。分校解散后，她返回平江，组织农民武装，参与秋收暴动相关活动，后在湘鄂赣苏区组建部队，历任平江工农革命军司令员、红八师师长等职，是苏区早期军事指挥员中少数女性。她参与苏区反“围剿”作战，负责地方武装整编与群众动员，1934年在苏区内部运动中遇难，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其为烈士。

胡兰畦，四川成都人，1927年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在校期间参与政治宣传与妇女工作。分校解散后，她前往德国留学，接触欧洲左翼运动，回国后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曾协助宋庆龄、何香凝开展工作，参与组建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开展救护与宣传。抗日战争时期，她被授予少将军衔，负责妇女动员与后勤协调，战后参与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定居成都，整理个人经历与历史资料，1994年去世，享年93岁。

谢冰莹，湖南新化人，为摆脱家庭包办婚姻，1926年报考武汉分校，以优异成绩被录取，编入女生队。在校期间，她将从军经历写成短文，陆续发表，后集结为《从军日记》，记录女生队的日常训练与生活状态，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纪实文本。分校解散后，她辗转多地，以写作为业，同时参与抗日宣传，先后在报刊任职、学校任教，抗日战争时期参与战地服务，战后赴台湾，后旅居美国，晚年专注文学创作与回忆录整理，其文字保留了女生队的早期细节，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民间文本。

黄杰，湖北江陵人，1927年进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在校期间接受地下工作相关培训，分校解散后，转入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地下交通与组织联络工作，多次遭遇危险，仍坚持完成任务。1946年与徐向前结为伴侣，此后跟随部队转战，负责后方家属安置与后勤协调，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妇女工作与民政事务，长期关注妇女儿童权益保障，2007年去世，享年98岁。

曾宪植，湖南双峰人，出身旧式家庭，1927年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是女生队中年龄较小的学员之一，在校期间参与宣传与勤务工作。分校解散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与妇女运动，1928年与叶剑英结婚，后长期在后方开展妇女组织建设，参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动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妇联相关职务，推动妇女就业与权益保障工作，1989年去世。

危拱之，河南信阳人，1927年进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在校期间参与文艺宣传与群众工作，分校解散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负责苏区文艺团体组建与演出工作，用戏剧、歌谣等形式开展动员。她跟随中央红军长征，负责后勤与宣传，到达陕北后，继续从事文艺与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文化教育事业建设，1973年去世。

张瑞华，河南信阳人，1927年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在校期间学习政治与后勤工作方法，分校解散后，转入地下交通线，负责文件传递、人员护送等任务，先后在天津、上海、陕北等地工作。她与聂荣臻结为伴侣，长期在后方保障机关运转与家属安置，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妇幼卫生工作，推动基层医疗与儿童保育体系建设，1995年去世。

彭猗兰，安徽芜湖人，1927年进入武汉分校女生队，主攻战地救护与后勤保障课程，在校期间参与伤员护理实践。分校解散后，跟随革命队伍辗转各地，始终负责医务与后勤工作，在苏区、长征途中、抗日根据地承担伤员救治、物资转运、卫生培训等事务，不担任指挥职务，以后勤与医务工作支撑部队运转，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医疗相关后勤工作，晚年定居北京。

黄静汶，湖南湘阴人，1927年考入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妇女运动与战地救护课程，分校解散后，在湖南、上海等地开展妇女组织工作，参与工人运动与抗日救亡宣传。她长期从事基层妇女动员与卫生保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卫生系统与妇联，推动妇幼保健、基层卫生网点建设，关注女性健康与劳动保护，1991年去世。

钟复光，四川江津人，入校前已参与学生运动与妇女工作，1927年进入武汉分校女生队，接受政治与军事基础训练，分校解散后，在上海、重庆等地从事妇女运动与民主活动，与施复亮共同参与进步团体工作。她专注于妇女教育与权益争取，推动女性识字、职业培训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妇女组织建设与统战工作，1992年去世，其文稿记录了大革命时期女性运动的细节。

十二位女性出自同一期女生队，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径。有人在战争初期牺牲，生命定格在青年；有人长期潜伏于地下，在隐蔽战线完成任务；有人投身军事指挥，在苏区与战场发挥作用；有人以文字、宣传、医务、后勤为工具，支撑革命运转；有人跨越不同阵营，在救亡与民主运动中持续行动。她们没有被统一的标签定义，也并非都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多数人在基层、后方、隐蔽岗位上完成自身的工作，经历过离别、危险、动荡与坚守。

武汉分校女生队的存在时间不足半年，却为这批女性提供了系统的训练与思想启蒙，让她们从学生、家庭妇女、进步青年，转变为具备基本军事与政治能力的参与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女性进入军校接受正规训练，本身就是对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而她们毕业后的选择，并非全部走向战场，更多人分散在社会运动、后勤保障、文化宣传、地下工作等领域，构成了革命队伍中女性力量的多元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