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的广州城心，一直在越秀！

近日

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

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城心永续·春启岭南——‘广州’得名1800年城市考古研讨会暨《城心永续》宣传片首发”活动在此举行。来自全国考古与文史界的六位重量级学者——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孙英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刘瑞，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陈泽泓，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和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齐聚一堂，与公众一同，探寻广州城两千余年的“永续”之“心”。

当考古工作者俯身向下，剖开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的土层，他们看到的是一部倒置的“城市自传”：西汉的柱坑、东汉的夯土、东晋南朝的包砖城墙、唐代的遗迹……层层叠叠，如同树木的年轮，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与生长。

图/广州日报

这，就是广州的独特“气质”

正如刘瑞所言

它不像一些频繁迁都的古城

而是自秦建城以来

城心始终未移

像一个特别“稳”又特别“执着”的孩子

扎根岭南、活泼生长

这种“生长型城市”

在原有根基上

层层叠加、延续，生生不息

城心不移
年轮里的“稳”与“执”

广州城的“稳”，首先体现在空间上的惊人恒定。陈泽泓指出，从秦代任嚣城的0.25平方公里，到清朝鼎盛时期的5.9平方公里，广州城在两千多年里“原地打滚”。“整个广州城原地打滚，滚了2000多年，没有超出过今天越秀区的范围。”这种城址中心连续两千余年未曾迁移的现象，在中国城市史上极为罕见。

“生长型”城市的考古，难度极大。钱国祥对比了“荒野型”都城遗址与广州这类“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差异后介绍，前者可在空地从容布局、长期计划；后者则深埋于现代都市之下，考古工作只能“见缝插针”，“有一点遗迹我们就拼一点积木”，依靠长期积累，像玩拼图一样逐步复原城市面貌。

张强禄也坦言，他们的工作是“零零碎碎的”，需要几代人像拼图一样，东挖一块西挖一块，不断将信息拼合在广州古城的地图上。

然而，正是这份在“难为”中的“执着”，让广州城市考古取得了引领性的成果。刘瑞赞叹，在今北京路、财政厅旁的核心区，当年能保留下如此大面积的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全国是唯一的”。

自2013年起，广州在全国较早推行“考古前置”制度，即“要建设，先考古”。刘瑞回顾，这种保护理念的深化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最终使得许多重要遗迹能在城市建设的浪潮中被识别并保存，让人们得以触摸历史的“层层叠叠”。

图/“南越王博物院”微信公众号

中轴永续
从传说到现实

考古，让两千年前的史书记载和后世的传闻，变成更具象、可以触摸的“故事”。2025年配合广州市荔湾区东风西路广能发综合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揭露出的坭城遗址，为一段脍炙人口的历史传说，提供了注脚。

张强禄介绍，考古人员在该遗址西汉南越国时期的堆积里，发现了不亚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板瓦、筒瓦和云纹瓦当等建材，说明这里当时存在规模不小、等级不低的大型居址，居址的外围又发现有环绕的壕沟。

虽然地面及其以上的遗迹均被晚期破坏，分析早期地形图，可以推断这是一处居于岗地的面积不小于2万平方米的高等级聚落。再对比历史地图、文献史料，均指向《史记》《汉书》所载的“陆贾坭城”——汉高祖遣使陆贾南下劝服南越王赵佗时曾驻留的“迎宾馆”。

两千多年前，陆贾逾五岭顺江而下沿水路抵达番禺城西郊，正式会晤赵佗前，在此驻留。原本是无从证实的史料和传说，得益于“考古前置”的制度保障和广州考古人的坚持和努力，于今证明并非空穴来风。

坭城遗址发掘区域航拍（遗迹分布示意图）。（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则进一步将目光投向城中，他认为，陆贾与赵佗最终宴饮和好之地，很可能就在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华音宫”（2号宫殿）。从城外的坭城到宫内的华音宫，一条完整的（政治）礼仪空间链，被考古发现串联起来，冰冷的历史叙事由此变得温热。

这条政治交往的线索，最终汇入并强化了广州城市的核心骨架——中轴线。李灶新清晰勾勒出这条贯穿两千年的传统中轴线：北起越秀山镇海楼（古越王台），经今省财政厅、南越国宫署遗址、北京路千年古道、千年古楼遗址，南至天字码头。这条轴线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心，更是“中国理想地方秩序的杰作”，见证了广州两千年来相对稳定的地方治理。

中轴线的形成与演变，深植于中华都城制度的大传统。钱国祥从宏观视角梳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意识始于曹魏洛阳城，经魏晋南北朝发展，至隋唐两京制度成熟，并深刻影响了东亚。广州虽非都城，但其州治城市的轴线格局，无疑受到中原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

刘瑞则强调，真正的城市中轴线必然“穿过政治中心”。广州自南越国以来，尽管高层级政区中心偶有它迁，但郡治、州治的核心始终锚定在此区域，使得北京路轴线得以延续千年。

基因开放
面海而生的商业胸怀

如果说“城心稳定”是广州的骨骼，“中轴永续”是其脊梁，那么，“开放包容”就是它奔流不息的血脉。这并非后天习得，而是由其“负山面海”的地理格局与生俱来的天赋。

陈泽泓鲜明地指出，广州城市发展具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是地理，二是经济。“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注重经济利益、致力于对外贸易的商业城市”。唐代，别的都城宵禁严格，而广州因其外贸功能，甚至专设供外商居住的“蕃坊”，城门洞开。宋代，广州城墙的扩建直接动力之一，便是保护因商业聚集而形成的城西蕃汉富商区（李灶新以侬智高事件为例说明）。

考古用材料说话，张强禄结合2025年广州城市考古新发现，深化了对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作为市舶司所在地、重要港市和海贸税收来源的广州城的认识。他表示，考古材料为此提供了生动注脚：在光塔路南边的茶树巷古城遗址（唐代蕃坊和宋代西城区域）出土了大量域外风格的波斯蓝釉陶器和玻璃器，以及约为东西走向临街而建的大型南宋“仓储式”建筑基址，折射出唐宋广州城西繁华的“海丝”贸易图景。

茶树巷古城遗址出土的唐代波斯蓝釉陶片。（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而宋代古城外西北护城河北岸高岗遗址揭露出大面积分布、厚达一两米的大型建筑基址或墟市活动面的垫土堆积，与文献所载广州两宋时期大规模的城建活动相印证，会让人脑海中不禁浮现《清明上河图》之场景，从而可以想象两宋尤其是南宋，“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鼓励海贸的国策背景之下，得市舶便利的广州之繁盛景象了。

久久为功
让记忆扎根大地

考古揭示了过往，而如何保存与传承这份记忆，是面向未来的课题。研讨会上，专家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保护与铭记的呼吁。

提早离场赶飞机的孙英民，留下了饱含深情的嘱托：“即便保不下来，但是我还是建议要在它发现的地点上留下我们今天考古人的记载……能建碑亭的建碑亭，能竖碑的竖碑。哪怕将一块自然石铺在地上，我把我这个事件刻上去，这样星星点点地，把它记录在大地上。” 他希望用这种“星星点点”的方式，将考古成果镌刻在城市肌体上，构成一部露天的、可触摸的城市史。

刘瑞的呼吁则更为恳切：“重点保存好的遗迹要尽可能得到保护和展示。”他强调，在今天文物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对于广州老城区的珍贵遗迹，“有一个保一个”。他认为，通过保护与展示，可以让市民和游客“在整个城市，老城区走的时候，一步一个故事”，深刻感受城市历史的纵深。

这正是“久久为功”的深意——考古工作本身需要一代代人“守土有责”（张强禄语），用小铲子一点点揭露历史；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价值阐释，更需要全社会持续的努力，让那些揭示出“我们从哪里来”的物证，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文化自信的源泉。

从秦时夯土到今日广厦，广州用两千多年的时光，书写了一部“生长型”城市的独特史诗。它的“城心”，因政治延续性和地理合理性而永固；它的“中轴”，承载着文明秩序的传承；它的“胸怀”，因江海交汇而天生开放。

考古，如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层层叠叠历史的大门。它告诉我们，广州的生生不息，既在于泥土中未曾中断的“年轮”，更在于那份植根大地、面向未来的“稳”与“执”、“开”与“放”。

今天，在城市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多重期待。寻找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让千年城心在新时代的脉搏中继续强健跳动，是一场需要智慧与耐心的长远功课。当历史的层积被小心解读，并融入公共记忆，这座城市的过去，便能真正成为滋养今天、启迪未来的深厚土壤。

城心永续，文脉长流

这不仅是回望历史的慨叹

更是面向未来的承诺

来源：羊城晚报撰文：潘玮倩编辑：陈紫泳校对：张龄丹责编：龚湘怡 编审：章义南签发：詹苹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