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邓华携家人在成都游玩时偶见一首诗：这不就是为我写的

1959年深冬的一个清晨，西山脚下的军委招待所还氤氲着冷霜，邓华披着灰呢大衣，在长廊里踱步。他刚接到口头通知：中央准备让他脱下军装，去地方任职。三十多年枪林弹雨的日子忽然要打住，心里五味杂陈。身边人劝他早点休息，他摆手，只留下一句低声自语：“真要跟部队说再见了吗？”

转业手续办得并不慢。1960年6月初，邓华带着妻子李玉芝和三个孩子乘火车一路向西。车窗外，秦岭的隧道接二连三地闪过，孩子们兴奋地数着隧道口，邓华却把目光定在手里的地图，默默记下四川各地的地名和产粮数字。抵达成都那天是6月4日，省政府副秘书长早早守在月台，热情地迎上来：四川副省长的行李，一辆吉普车就装不下，但邓华只带了两只帆布包，几件洗得发白的军装正静静叠在最上面。

短暂安顿后，他先去金牛坝拜见李井泉。对方开门见山：“省委想让你抓农机。”话音一落，会客室略显闷热的空气似乎凝住。邓华没讲客套，直截回了一句：“既然组织有安排，那就得把行当摸透。”当晚，他让司机把车停在春熙路口，独自抱回一摞《内燃机原理》《联合收割机使用说明》，身边参谋看得眼花——新副省长的入门读物居然都是机械零件图解。

六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他决定带家人出去透气。成都北郊的新都桂湖水面浅浅，荷叶刚好铺开。跨过小石桥，湖心岛上的“升庵祠”映入眼帘。面对白衣鹤氅、笑而不语的杨升庵石像，孩子们好奇发问。邓华轻声答道：“这位先生出身宰辅之家，三十七岁就被贬到云南，偏偏撑过了三十年。”说完，他似有感而无言，久久望着湖面。

走出祠堂，茶香把人拽进旁边的小茶馆。木桌刚坐稳，长子邓贤诗拿着一本薄薄的《升庵诗选》跑过来。翻页沙沙作响，一首《春兴》猝然闯进视野——“遥岑楼上俯晴川，万里登临绝塞边……汉家无事勒燕然。”邓华抬头，眼神亮了。“这几句，像不像咱们这一路？”他只轻轻问了一句。孩子点头，他却放下书，端起盖碗茶，似在把那首诗一口喝进喉咙。

随后几个月，他把办公桌搬得离窗更近，方便夜里翻图纸时借月光。为了掌握基层情况，邓华带着笔记本跑遍川北、川南六十余县。山路崎岖，喘息困难时，他把药片掰成两半含在舌尖，仍坚持进田里看拖拉机试耕。农民围过来，他和大家蹲在泥间比划传动轴：“慢一档省油，但土块翻得浅，下雨就容易板结。”这些话听着像行家，说的人却只学了半年。

转眼进入1962年。肺气肿频频发作，体重急降，医院病房一度成了他的临时办公室。六月初，李井泉前来探望，“身体要紧”嘱咐了几遍。邓华笑笑：“报告写完才安心。”那份厚厚的农机调研，被后来的人评价“比专业团队更细”。

病情并未就此停步。1979年夏，老毛病复燃，他高烧不退，被送入成都军区总医院。外科处长张钟拿着几支进口抗菌素进病房请教疗效，顺便提到另一家医院有位危重孕妇。“你把药带去，”邓华摆手示意，“她更需要。”短短一句，情节与抗日战场上他让马、让衣、让干粮的旧事重叠。张钟愣住，略带沙哑地回了句，“首长，您呢？”——“我没事，赶紧去。”

孕妇很快脱险，几个月后生产顺利。那天，医护人员把孩子的照片送到病房，邓华端详良久，只说了四个字：“人活下来，好。”声音微弱，却掷地有声。

1980年春，总政治部下发《关于邓华同志问题复查结论》。消息带到病房，邓华听得真切，眼眶微红，不再多言。七月的成都闷热，三日上午，他闭目之前，抓着被角喃喃几句：“农机……还得跟上。”护士侧耳，没能听清全部，只记下这半句。

从辽沈硝烟到蜀道梯田，邓华的轨迹像那首《春兴》里描绘的长途跋涉：万里登临，碣石东浮，秀峰西合。诗人被贬云南三十载，没有停笔；这位将军脱下军装二十年，没有停步。或许正因如此，当他在桂湖偶然见到那首诗，才会发自肺腑地感叹——像是写他，也像是在写所有踏着泥泞仍不肯后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