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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林宗弘、張烽益、鄭力軒、沈倖如、王鼎傑、周文仁、魏希聖等学者台译版的读书笔记。
原作为Michael Burawoy的
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第八章 经济萧条中的劳动过程
Burawoy已经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特性导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同时掩饰和取得剩余价值的机制。接下来,将要讨论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性,这一讨论,需要结合资本主义一个特殊时期来分析。他预设:生产时的关系所形塑的行动,与承载这些关系及其参与这些具体行动的个人特质没有关联性。那么,外在于公司的情境如何影响生产中的关系、劳力耗费、不同时间、不同群体下生产中的关系与劳力耗费的共变关系呢?
1. 市场中的变动
Burawoy工作时,公司正在扩充雇员人数、扩大产能,管理部门一边训练新雇员,一边大方分配加班费。但是公司的原料供应遇到了困难,产能和人员也过度扩充,导致生产成本剧增。来自上级的压力,市场导致操作员和辅助工人间相互的敌意。最终,财务报表一塌糊涂,处长更换,带来了新的管理法。
当时,由于经济萧条,其他厂被解雇的员工排队进入联合企业,不过等到Burawoy离开时,联合企业也开始裁员了。
2. 生产时的关系的变化
在Burawoy第一段受雇期间,产量增加,劳动控制松散,此后,生产时的关系发生变化。一是品管权限上移,继任者三把火暂时严格控制,不过这并未改变操作员与品管检验员的社会关系。二是计算生产力新程序的引进。
3. 劳动产量的变化
市场和生产时的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劳动产量的变化吗?似乎只有很微小的变化。它可能证明了生产现场中的合作的直接来源是生产中的甘愿,而非失去工作的恐惧。那么,什么市场变化会影响工人的行为呢?旷工和离职率下降,工作现场产量没有增加,可能显示一部分上工是出于强迫。
4. 结论
引擎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保证其技术核心不受不确定性和突发条件影响。它不仅仅采用缓冲、调整、预测、定量分配等手段,同时也将成本外部化,例如将亏损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联合企业通过两种控制手段加强竞争力。一是将由外及内的环境的部分内部化或合并,二是内部整合的可控制部门,构建内部王国。然而,技术核心并不一定永远能够被隔离。但人事和工时变化没有改变产量水平,可能有无关解释或者工人摸鱼解释两种,根据目前的资料尚不清楚。
第九章 劳动过程与工人意识
马克思将劳动力界定为劳动过程中所运用的心智能力和体力的组合,但他认为工作意愿是独立的。而Burawoy认为强迫是形塑行为的力量,制造同意就显得格外重要。他强调,同意是生产现场产出来的,这与传统意识形成的观点不同。接下来,Burawoy将要讨论一个被忽视了很久的议题:为什么产生自外部的意识并不会显著影响劳动过程?
1. 来自厂外的工作倾向
John Goldthrope批评封闭系统的研究教出名,他强调工作倾向的重要性,试图修正工业社会学中人际关系学派和技术决定论及社会技能系统学派。他提问工具性倾向来源哪里?是否在增加?能否通过对态度分析来检验工业行为?特殊态度的意义是什么?他认为,工作倾向来自厂外,是社会变迁的产物。然而,其研究没有提供工人行动的资料,仅有关于工人态度的调查。工人的态度并不必然导致行为。
接下来,Burawoy将要仔细检验输入生产现场的意识形态来自哪里,是否将生产中的关系转化为行动媒介,如何影响生产中的关系。
2. 生产现场的种族关系
要验证工作现场外意识对生产中的关系的影响,需要测量外来意识。Burawoy的假设是:工作以外扮演的不同角色,造就了不同工作经验,对劳工的意识也不同。由于性别、年龄不太好操作,于是选择种族变量作为区分工作意识的基础。
既有研究发现,工作组织中存在一种种族偏差导致不同行为模式。联合企业以种族、年龄、志趣为圈层,但沟通也经常跨越种族差异,而是围绕着工作业缘。因此,工作现场的活动不太受种族区分影响。
在工作现场,大家以种族为题开友善的玩笑,与外界的歧视不同,成为一种戏谑。正如Burawoy被比尔介绍为“我的英国佬”,而Burawoy称其为城市佬(superdude)。而因为害霍华德减少加班时数、笨手笨脚,霍华德对Burawoy具有敌意,并以种族为托词。
然而,这种戏谑关系需要建立在最低程度的信任上。在工厂,种族偏见与合作共存;工作时利益趋同,工作外趋异。
如果社会意识不影响生产中的关系,那么会不会在社会关系转换成生产活动的过程里,起中介作用呢?
3. 工人的意识与劳动力转化为劳动
既有文献提到,破坏工作速率的人,主要以技术和年资为主。
针对现有资料,分析有四个不同假设:①工作现场的活动不受厂外意识的影响;②外来的意识直接影响工作现场的活动;③厂外意识无中介作用;④厂外意识起社会关系和工人产量的中介作用。
Burawoy将年资、经验、种族、教育、婚姻和年龄作为生产中社会关系的指标,以产量百分比为因变量,做简单多元回归模型。结果显示,除了年资与经验,其他变量不显著,R平方为0.406。Burawoy解释,还有60%的产量变化无法得到解释,可以说,工作被建构为一种随机的游戏,工人们无法控制产量,变投身于不确定性很强的游戏中。
因此,行动结果的不确定性是解释偏差的一个根源,另一个根源是变量测量,比如自身雇员会停留在舒适圈;或者从厂外聘请高技术工人,从未年资无法准确测量职务声望;社会关系和年资也不一定全然对应。此外,工人的一致性,也明确限制了对生产中关系所能解释的变量变异。
为了检验厂外意识的中介影响,Burawoy将样本按照种族、年龄、婚姻和学历进行划分。发现分组回归不会增加解释力,中介作用相当有限。对于年轻人来说,确定系数甚至低了一半,这说明,年轻工人参加赶工竞赛时,不会争取舒适圈,而是多学机器、累积技术。对于低学历者而言,经验比年资更优解释力,说明其在经验中学习技能。黑人的年资的影响是白人的五倍,这可能说明黑人要么是年资较长的好工人,要么是对工厂工作组织的霸权不满的新人。
所以,社会关系到生产活动的机制里,劳动过程并非完全自主。厂外活动还是有一些影响,劳动过程是相对自主的。可惜,因为数据限制,Burawoy无法做进一步的细致分析。
4. 结论
本章,Burawoy证实,厂外输入意识的变化不会导致不同的生产中的关系出现;厂外输入的意识在有限范围内,以中介作用推动生产中的关系转化为生产活动;厂外意识的中介作用岁劳动过程的不同位置而变化。因此,联合企业的劳动过程具有相对自主性,其自主形塑了外在变化所带来的结果。
但这并不能断言工人在厂外发生的事,对其厂内性单位的影响很小。在附录,Burawoy将对比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反应,更全面地评估厂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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