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刚满二十二岁,血气方刚,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大山深处修桥,一干就是三个春秋。工棚离最近的人家足有五里地,队长器重我,记账采购的活儿全落在我肩上,隔三差五我就得往那个汉族屯子跑。谁能想到,这深山老林里,竟藏着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孽缘。
屯子里有个小卖部,老板娘姓崔,是个朝鲜族大婶,待人和气得紧。常去便熟悉了,我发现大婶身后总跟着个姑娘。那模样,绝非普通的美,透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灵气。有次听屯里人嚼舌根,说这母女俩是十几年前从朝鲜偷渡过来的“黑户”,只因大婶人心好,大伙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知这姑娘是真正的朝鲜人,我心里那股好奇劲儿,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起初见她,我嗓子眼发紧,话都说不利索。后来壮着胆子,憋出一句蹩脚的朝鲜语问她有没有对象。她先是一愣,随即抿嘴直乐,大方回了一句没有。我知道她叫崔吉花,那年芳龄十九。打那以后,大婶似乎看出了端倪,每次我来便借故走开,把空间留给我们。那个下午,阳光正好,她顶着一大盆衣物去河边,示意我跟上。
到了河边,她不由分说地扒下我的脏衬衣,让我套上她的外套,那衣服又小又紧,满是女子的幽香。她蹲在石头上揉搓,我就在上游瞎闹腾,能感觉她在背后静静地看着我。衣服晾在矮树丛上,我俩坐着小板凳闲聊。我终于忍不住问起了身世,她脸色沉了下来,完全不像个十九岁的孩子。
原来她父亲本是朝鲜军官,因言获罪被枪毙,那一年她才七岁。一人犯罪,全家遭殃,深夜里母亲带着她逃命。到了图们江边,母亲为了轻装,扔光了所有衣物,只留个木盆。急流翻船,母女俩在冰冷的江水里挣扎,命悬一线。天亮上岸,幸得一位老汉相救,指点她们去汉族屯子藏身。听完这些,我心如刀绞,一把攥住她的手,她没有躲闪,只是低声喃喃:“我和妈妈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
日子紧巴,工地上杀了头猪,我讨了一大块肉送去小卖部。她惊喜万分,非留我喝排骨汤。饭桌上,她一边给我剔着排骨肉,一边忧心忡忡地说县城的人开始查户口了。那顿饭吃得我心里五味杂陈。临别时,夜色如墨,她紧紧抱着我,带着哭腔问我愿不愿意带她和妈妈走。那一刻,看着她惊恐无助的眼神,我哪里还有半点犹豫,斩钉截铁地应承下来。她一遍遍催促我快点,那份沉重与信任,至今仍压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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