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万人殒命当场，广州“庚寅之劫”，两屠夫掀起惊天血浪！

明朝永历四年（满清顺治七年），农历庚寅年公元1650年11月24日。满清已经镇压了头一年爆发的山西大同原明总兵姜瓖的反正起义，多尔衮的得力干将、亲弟弟、扬州屠夫、豫亲王多铎已经病死，另一条“功犬”，皇太极长子豪格已圈禁致死。满清无人可用，于是尽选投降之原汉将，吴三桂、后封为“三顺王”的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定南王孔友德等纷纷率兵南下，开始对岭南地区的全面进攻。形成了对南明政权的全面压制。

孔有德率军由湖南攻广西；耿仲明、尚可喜经江西取广东；吴三桂驻汉中防备四川农民军余部。1650年11月，定南王孔有德攻破桂林，南明重臣瞿式耜、张同敞殉国，广西防线崩溃。尚可喜、耿继茂联军则包围了广州，昼夜攻打。

此时，南明两广总督杜永和驻守广州城内，城内军民团结一心，积极抗清。据《行在阳秋》记载，广州男子全员登城作战，妇女负责后勤，“馈饷不绝”。

1650年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抵达英德县。尚可喜、耿继茂统军由韶州南下攻取广州门户清远县。三月，该地分兵一支由总兵许尔显、副将江定国带领由水路进发。初四日尚、耿主力进至从化县，明知县季奕声投降。初六日尚、耿所部即推进到广州郊外。明两广总督杜永和严词拒绝尚、耿的招降，据城坚守。初九日晨，清军抬着梯子进攻广州北城。在守军顽强抵抗下大败而回！

清军原计划1个月内破城，因广州军民殊死抵抗，围城战持续近10个月。杜永和凭借珠江天险与坚固城墙（宋代六脉渠水系）殊死抵御。南明军多次出城反击，甚至击毙清将尚可福，清军尸体“堆得与城墙等高”。南明守军动用红衣大炮反击，一度击碎尚可喜与耿继茂的餐桌，险些毙敌。

满清兵为了破城，经过惨烈战斗。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一面命官兵在广州城的北、东、西三面挖壕围困，一面招降广东沿海的所谓“积年大寇红旗水师”，控制南面海口。四月二十六日,“红旗水师”总兵梁标相、刘龙胜、徐国隆带领战船一百二十五只，焚劫杜永和部水师船艘，剃发投降清朝，停泊于广州城外的东、西二洲。尚可喜、耿继茂还派出使者招降明惠州总兵黄应杰、潮州总兵郝尚久和守道李士琏、巡道沈时启，杀明朝滋阳、铜陵、兴化、永平等八郡王。

尚可喜深知广州城墙坚固，城中明军兵多志坚，“非用大炮断难收功”，因此他命投降知县季奕声在丛化加紧铸炮，造成四十六位，加上由江西赣州带来和途中缴获的大炮二十七位，合计七十三位；同时制造炮子、火药，达到“每炮一位备足火药、炮子四百出"。此外，增援清军也陆续抵达，最终打破了南明统治下的广州城。

随之而来的，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因为攻占广州城时遭到广州民众齐心截击，满清军队伤亡惨重。于是尚可喜下令血洗广州解恨。史载清军“尸积如山”，尚可喜以“怒其民力守”为由，下令“尽歼其丁壮”。

从11月24日到12月5日间，满清兵将开始对城中居民展开大屠杀，后世称为“庚寅之劫”。清军入城后执行“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杀死”的灭绝政策，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死亡人数根据收尸的和尚统计约为七十万。屠杀持续整整12天，清兵“抢夺一切可抢之物，遇人即杀”，《番禺县志》曾记载，被杀的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妇的数月大婴儿匍匐在丁夫人尸体旁一边吮乳，一边哇哇大哭。“越日，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大屠杀发生时，清军沿街逐户屠戮，很多广州百姓仓皇跑到六脉渠避难。突然天降暴雨，渠内涨水，民众躲避不及，大多被淹死在渠内，数几达七八千人之众，最后只幸存两个人，双门底刘中山是其中一人。剩下还有七人藏身关帝庙神像腹中幸免被屠戮。史称“杀人十八铺，塡屍六脉渠案”，“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清·方恒泰《橡坪诗话》”

荷兰联合省东印度公司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在出使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记述：在大屠杀发生七年后随荷兰东印度使团来到广州贸易，他听说了当地人对大屠杀的回忆，做了详尽的记录：逃出城的难民被清军驱赶至海边，“挤溺以死”，珠江口“浮尸蔽江”；他还写道：“广州城被攻破后，鞑靼人（清军）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尸体，清军的暴行让人无法想象。死难者不会少于八万人”。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则是在广州的目击者及亲历者之一，他的记录尤其详细。他在《鞑靼战纪》一书中写道：“清军从11月24日杀到12月5日，整个广州变成了一座血腥的屠宰场。”屠杀中至少有十万人被清军屠戮。卫匡国曾提到，街道上尸横遍野，城中的各个区域几乎都成了屠杀的现场。特别是一些富裕的家庭，更是遭到了清军的洗劫和屠杀。

《顺治实录》记载，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广东通志》记载，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军布告杀七十万人。

林文陔《浅析建国前佛山商业的兴衰》记载，明末清初的战争，使广州遭尚可喜、耿继茂两藩屠城，当时广州死者70多万人。

《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清初人钮琇《觚賸》甚至记载道，在城外成堆焚化的死难者残骸堆积得如同山丘，最后形成了令后人无比悲痛的大墓——“共冢”：“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瘗焉，表曰共冢。”大白话：满清攻破广州，大屠杀很悲惨，市民几乎没留活口。释真修法师曾被明朝皇帝赐给紫衣，号称紫衣僧者，他出钱雇人、买柴，把死难者的遗体运到东门外堆积，用火焚烧，骨灰成山，行人在二三里外望去，如同积雪。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形容广州被杀的平民首级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

凌雪《南天痕》……攻围十余月不能破。……及冬，偏将范承恩谋内应，决台之水，……十一月二日，城破，屠之。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其著作《洪业——清朝开国史》提及当时：……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重建希望的真正破灭……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冤魂留下的印迹，足足存在了200多年没有消失。

而满清为了收尸方便，不想自己动手，每次屠城都故意留下寺庙的尼姑和和尚来收尸。所以，僧人是广州大屠杀最直接的目睹者。令人可笑的是，大屠杀的元凶尚可喜因为杀人太多，王府又建在广州，镇守当地，因此流连于广州城大街小巷时，常常觉得有鬼魂阴风阵阵，很不自安。在海幢寺，他遇到了当时的住持天然和尚。大和尚对他进行了点拨，尚可喜若有所思，于是纠集属下一众将官，出钱修缮了海幢寺，来为那些屠杀的亡灵超度，以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

结果，海幢寺反而成为了一个香火旺盛的寺庙。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海幢街道辖内，自1993 年起经批准恢复宗教活动，成为广州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来此上香的信众摩肩擦踵，却无人知道，此寺庙乃是屠害七十万亡灵的凶手所建。

其中，尚可喜尚可喜捐天王殿，他的王妃舒氏捐大雄宝殿，总兵许尔显捐韦驮殿、伽蓝殿，广东巡抚刘秉权捐资建山门。累累白骨，成就了凶手们的功名，却也提高了凶手们慈悲为怀的名声，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而荒诞。他们先杀掉你，侮辱你的妻儿，烧毁你的房屋，掠夺你的财产，听着你的亲属哭泣。一切做完之后，他们决定建一座庙，开始缅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