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 | 战时学术教育如何促进国家建设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读书人的动向，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有这样的评价：“就某一方面而言，这个新政府正是胡适及其自由派朋友久已期望的政府。”确实，自由知识分子之前聚集于《努力周刊》，主要是针对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表达了对重建社会秩序的愿望，而这样的诉求，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已部分得以实现，由此，读书人也可以更好考虑“建设的事业”，“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联系胡适等人在上海创办的《新月》月刊，可以说明的是，“国家政权建设”展开之际，胡适等人的言说已基于“中国问题”展开：1929—1930年间关心的是“中国的现状”，1930—1931年间讨论的总题则是“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

不单胡适等人关切“如何解决中国问题”，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的论述实际已浮出水面，1930年《大公报》一篇文字指出：“中国国家方在新旧过渡时期中”，“其间文化技术之程度，往往距离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以上，而同时并存，新旧兼容焉。于此固足以表现中国之大，又正可证明其改革之难”。因此，“平衡发展实为必要条件”，“一有畸形，便生弊害”。 1933年7月，《申报月刊》还汇集了多位学者围绕此的讨论（论文26篇，约10万字），将此作为“八九十年来的宿题”。或许是因为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太多“歧义”，“差不多只是一种很广泛的空谈，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界说”，所以胡适更愿用“建国问题”来表述“当务之急”，他相信，“近两年的国难，似乎应该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梦了。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孟森同样注意到，“今之持国论者，以现代化为最明达之一流”，他也主张，“国是之为国是，有超乎现代化与不现代化之上者，谓之‘先决问题’，则专言‘现代化’，似不足包括”。据此亦可分析在“建国”框架下，读书人对学术教育问题的聚焦——如何使学术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

所谓“建设事业”，胡适是这样阐述的：“有为的建设必须先有可以建设的客观的条件：第一是经济能力，第二是人才。两件之中，专门人才更重要，因为有价值的建设事业都是需要专门技术的事业。”他还提出这样的“建设标准”：第一，有了专家计划，又有了实行的技术人才，这样的建设方可举办。第二，凡没有专门学术人才可以计划执行的事业，都应该先用全力培养人才。第三，在创办新事业之先，应该充分利用专门技术人才，改革已有的建设事业，使他们技术化，使他们增加效率。这样的言说方式，甚值注意，所谓“有为”的建设事业，实际是强调了尊重“知识”这一前提。在胡适看来，“今日所遭的国难是空前的大难，现在的处境已经够困难了，来日的困难还要千百倍于今日。在这个大难里，一切耸听的口号标语固然都是空虚无补，就是在适当的时机的一声抗议至多也不过临时补漏救弊而已”。而且，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这也代表胡适等人的一贯主张，作为《努力周报》时期“好人政治”的翻版，《新月》同样着力鼓吹专家政治。针对斯时中国实质上的“武人政治”“分赃政治”，罗隆基不由痛惜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行政到党的行政，都由一班毫无政治知识、毫无政治训练的武人支配，因此主张用“正当的选举和公开的考试”来建立真正的专家政治，断言在20世纪的今天，“只有专家政治，才能挽救现在的中国”。胡适在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时，也集中说明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重要的技术，知与行皆很重要，纸上的空谈算不得知，卤莽糊涂也算不得行，“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要把这件大事办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

可以说，“国难”因素固然催生出《独立评论》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而在“现代化”或“建国问题”同样构成言说中心的情形下，《独立评论》也关注于中国学术教育的成长，并主要围绕着下列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见解。

（一）“如何能使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

教育问题之引起关注，部分原因是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对中国教育的考察，所形成的报告书，对于中国教育取得的成绩有充分肯定，但对于存在的问题，也直陈意见，指出“全国各种学校之分布”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对于短短25年内竟有50余所大学创办，国联教育考察团也不无微词。尤其指出“各大学之种类太趋一律”，“三分之一以上之学生，皆习法律（其中包括政治学），五分之一以上学生习文科，其习工科者，不过十分之一强，习自然科学者，十分之一弱，至于习农科者，不过总数百分之三”。尽管对于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表示理解，但为此也提出，“若自然科学与工科萎缩过度，法科、文科、政治科发展过度，则不论由学生个人或国家全体之观点而论，皆为极不幸之现象”。

《独立评论》主要汇聚的是任职于大学的读书人，对教育问题自有切身之体会，相关话题也由“教育破产”展开。徐炳昶在改刊连载的《教育罪言》就指出：教育破产之呼声，原本即时有所闻，“国难”之际，则愈发突出，“在这个艰危的时候，大家对于教育界希望颇奢，而教育界自身的弱点却是穷情尽相地暴露。不惟民众对于教育界怀极深的不满意，就是教育界自身，也何尝不自惭形秽”。另一篇文字还揭示出由此引发的弥漫全国的“整顿教育之声”：

近数年来，因为中国现状之混乱，有一部分伟人策士认为澄清混乱之源，必从整顿教育入手，甚有迷信教育为万能者。于是整顿教育之声，高翔云表，弥漫全国。除教育当局屡有整顿之计划外，在野的教育专家或关心教育者，亦都争论不休。

围绕“教育”的论述立足于“危机”展开，本不足怪。关键还在于，主导教育改革的意见，均强调现在的教育明显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这不仅突出了“国难”如何影响到对于教育的规划，也表明教育工作者面临前所未有的“焦虑”。

蒋梦麟在文章中直接回应了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报告书提出的问题，首先指出：“中国目前当头的大问题是：从民族的和社会的方面着想，怎样取得经济的独立，与增进一般的繁荣与文化。要谋迅速和有效力的解决上述的目的，教育可以做一个有权力的工具。”然而，“中国向来的教育，本来是与社会隔离的；教育与社会，不是整个有机的组合。学校不适应于实现生活迫切的要求。新教育施行后，此种趋势，不独不见于减轻而且加甚。教会学校与回国的留学生所设施的教育，均为养成社会的优越阶级，而于一般民众之需要忽略过甚”。徐炳昶自称对于教育是“根本改革派”，其《教育罪言》（六），作为讨论的总结，就明确提出：“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与我国的社会情形完全不适合；由无限农村组成的中国，应该创造出来一种农村的教育；至于从前所用的都市教育应该废弃。”他也陈述了改革教育所应遵守的几个原则：一、当专就我国的社会情形、社会经济情形规划一种教育方法。二、这种新教育制度实行以后，人民应该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三、新教育方法一定是与生产相联合的，尤其是要与农业相结合。四、新教育制度的养成人才，要矫正从前供求不适合的弊害，须按社会需要的数目而训练。何思源也撰文指出，中国革新教育四十年，其结果却是，“学校造出之人才，不为社会所需要，社会需要人才，学校复未尝顾及”。

并非没有别的声音传递出，“如何能使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是张佛泉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他也相信，“我们如欲实现一个新的社会，从教育入手是最有力的方法”。然而，问题却是“党政府”对于教育的措施存在严重的错误，“这便是对中小学等基础教育的相对忽略，而对高等教育却时常想加以严格的统制”。这也点出了“国难”之下教育的遭遇，何以忽略基础，自是因为“时不我待”；试图统制“高等教育”，则与“齐一”的教育目标相表里。陈序经也注意到，中国教育又有再趋向于“复古运动”的危险，教育的“中国化”已成“一般教育家的时兴口号，而且是国内一种很普遍的思想”。他也坚持这样的主张，与“中国化”相比，“现代化”才是中国“教育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不难看出，张佛泉、陈序经阐述的见解，同样是因应于“国难”展开，无论是张所标举的“从政治观点论我国教育问题”，还是陈所提出的“教育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多少表明试图超越“国难”施加于教育的重负。而针对国民党官方在教育上的一系列举措，傅斯年、任鸿隽等人也有所回应，任鸿隽主要是继续了以往对“党化教育”的批判，指出“党化”与“教育”不能并存。傅斯年则对国民党官方提倡尊孔读经的行为提出批评。

（二）关切“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

前已述及南京国民政府针对学术教育的改革，突出了对“实用科学”的倡导，耐人寻味的是，这样针对中国学术教育事业的重大决策，《独立评论》并没有更多的文字加以讨论，只有池世英直言文法科在中国没有什么地位，并指出其成因，“这样轻视文法科的心理，始于民国二十年。那时政府曾公布‘确定教育实施趋向办法’，在这办法中，明白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接着又有陈果夫先生的改革教育方案，主张将办理不善的文法等科淘汰，而以所节省的经费，作为充实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之用”。不过，对于“社会科学”的反省，也成为《独立评论》关注的话题，多篇文章阐述了这样的见解，中国的社会科学“概是离开实际的”，同时也标榜“国货的社会科学”。

这是成长中的“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方向上便遭到质疑。董时进明确指出，中国的学术，无论是农学、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美术学，还是政治本身，“概是离开实际的”。本来真实的学问，应该是由环境发生，但是如今的中国学问，概是外国学术的骈枝，“讲学的讲学，办政治的办政治，都是盲目跟着外国人干，与本国的事实全不相干。结果学问尽成清谈无稗实用，政治也是愈弄愈糟”。与此相关，“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声音，也大行其道；改造的方向则是致力于创造“国货的社会科学”。一篇文章就这样表示，这几十年来中国一切的社会科学“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贩卖洋货”，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个贩卖洋货的把戏，行了二三十年居然还没有破产”。各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们，年复一年地将他们所贩来的洋货，零售给专喜欢洋货的学生们，造出一批又一批对欧美一知半解欧美而不认识中国社会的毕业生。结果，“每年的毕业生都没有出路；就是有出路的，也与他所学的不发生关系，不能用其所学以处置实际的社会”。 1934年《清华周刊》组织了一期“社会科学专号”，同样指出中国正在成长中的社会科学，“从外国搬来的居多，对本国所知道的反倒太少”，“只看见因袭与模仿，除了很少的例外以外，看不见创造与突进”。为此也呼吁：“中国无疑是社会科学者新发现的一块肥沃的园地，现在的问题，是待我们怎样去开辟。”

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是蒋廷黻提出的问题，蒋明确阐明，无论从那方面皆可看出，中国社会“处处是问题，是材料，是一片大处女地”，由此也希望“社会科学界的人勇往直前，来开辟这个新大陆。因为这个新大陆是我们的田土，我们不开辟，它将永为荒地”。此亦显示，“国难”发生，对社会科学的“期许”已发生转变。1936年针对社会科学方面杂志的调查，也关注到内容的转向，“除注意介绍西洋社会科学名著及学说外，并能注重讨论本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与实地调查统计，将结果报告社会，以为解决国立社会、政治、经济种种问题之根据”，这是因为我国学者，“现已承认社会科学为多少带有地方性之科学，不能不由单纯之介绍，进而为自己从事研究。此点确为今日社会科学研究进步之象征”。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

对中国科学工作的检讨，同样基于此，《独立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字。翁文灏在《中国的科学工作》一文中指出，中国科学家除科学工作的本身责任之外，还有二种责任，第一是在世界科学界中取得应有的信用及地位，因为外国科学家对中国的科学工作不免轻视，故“我们必须拿真正的成绩，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的能力”。第二是应该对国内证明科学工作的意义及价值，“现在一般社会对于本国科学工作认识的缺乏，也要怪中国科学成绩的表现实在还太少”。相应的，“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的问题，更是引起热烈讨论。

在胡适“科学救国”的呼声下，顾毓琇也关心中国科学教育的目标及方法。这里所谓“方针”甚为要紧，前提是在认清事实和需求的基础上寻求“决定一切的方针”。顾也提出这样几点：一、现在世界上已有的发明已经够中国受用了；二、中国太危急了，等不及新发明；三、新发明不一定能救中国；四、中国太穷，要做许多纯粹的科学研究，实为经济所不许；五、科学研究同科学发明不是个人可以立志强求的；六、我们大部分学科学的青年，恐怕仍须向实业界去找正当的出路；七、中国的科学教育方针，应该是注重基本训练，而以促进物质进步为重要目的；八、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新发明，而是已有的科学发明的应用。

这样的见解，完全是基于特殊的历史时空，显示出“国难”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规划。后来顾毓琇又继续发挥这样的观点，表示认同这样的看法，学术与救国乃是“间接的”，“学术的本身并不为着救国，亦不便可以救国。学术研究的一部分结果，如有适当的人去利用，对于救国的工作方始可以有直接的贡献”。但顾也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三个问题：（一）学术研究的结果既然只有一部分可以利用，那么国难时期，对于学术研究的范围，是否要加以选择呢？（二）学术研究已有的结果，我们应否充分利用呢？（三）利用学术研究的结果，谁是适当的人呢？顾对此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在围绕大学教育与中国前途的讨论中，他就希望大学担负起“学术救国”的责任：（一）由政府召集高等教育会议，确定国难期间大学教育到两层使命。（二）由政府诚意地将国家目前之各项重要问题交各大学负责研究。（三）由各大学各教授分工合作地认定国家目前之各项重要问题，加以研究和解决。

针对顾毓琇阐述的见解，胡适在当期《编辑后记》中，均有所回应，或者承认顾所提出的问题，“是在国难期中大家常想到的”；或者强调顾提出大学教育与救国大计应确立更密切的关系，“很值得教育当局及大学校长的注意”。胡适以这样的方式介绍顾毓琇的看法，多少表明他未必赞同这样的主张，只是这种有所保留的看法，在特殊情势下已难以言表了。

区分教育与学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可看作30年代围绕知识展开论述的枢机所在，针对此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如何能使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还是关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与“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都深刻揭示了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学术遭遇了共同的“焦虑”。尤值深思的是，对这些问题的检讨均基于同样的理由，换言之，无论是对于教育，还是对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以是否符合现实的需要这样相同的尺度予以衡量，发展方向也一概定位于“中国化”的目标。影响所及，对“学术”的认知也逐步向“科学”靠近。

在蔡元培那里，教育与学术、科学与学术，往往都是相提并论，没有清晰定位。中央研究院所确立的“宗旨”，还曾由“科学”转换为更为广义的“学术”。但从上述论辩中不难看出，“科学”，甚至是狭义的“科学”，有了明显提升。这其中最突出的例证，便是对中国“近代化”的阐述，也愈益狭隘。在《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文中，蒋廷黻即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近代世界文化的特出之处，一是自然科学，一是机械工业，“这两种特别引起了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在他看来，尽管“现在世界没有共同的趋势，所谓近代文化究竟是什么，各国亦有各国的说法了”，然而，在政治经济立场上南辕北辙的斯大林与希特勒，“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都是维护的”；同时，“世界的一切都可革命，谁都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尚未闻有革命之声”。由此，他也坚信：“如说中国必须科学化及机械化，并且科学化和机械化就是近代化，大概是没有人能够反对的。”

内容简介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但读书人还在，如何确立其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就成为走出科举时代的学人思虑的焦点。 本书从“学术与社会”这一视角出发，围绕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这一主题，从社会科学视域提出问题，以历史学角度和方法回答和阐述，让后科举时代读书人阶层的历史沉浮清晰起来。

作者简介

章清，1964年10月出生，四川泸州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出版《“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上海三联书店，2015)、《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等专著。

目录

引 论 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
一、国家·社会·个人
二、“省界”意识成为聚集的基础
三、“业界”所表征的“亚文化圈”
四、“中等社会”及其阶级意识的萌芽
五、五四的参照意义
结 语
第一编 传统的发明
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
——简析20世纪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落及其成因
一、“经典”的意义及其在晚清的境遇
二、《新青年》对“经典”的征引
三、“知识资源”与“学术资源”
四、“经典”的失落与反传统
近代中国留学生发言位置转换的学术意义
——兼析近代中国知识样式的转型
一、留学生在本土的文化养成
二、边缘人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
三、进入本土文化的不同渠道
四、知识样式转型的历史脉络
“策问”中的“历史”
——晚清“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一、科举改革与“策问”：对新知之接引
二、“策问”“经世文编”及其他
三、“策问”中之“中史”
四、“策问”中之“西史”
余论：晚清之另一种“历史记忆”
第二编 思想界的解析
晚清“思想界”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
一、“思想界”的表述
二、“思想界”的要素
三、读书人表达方式的转变
余论：隐然已在的“思想界”及其他
民初“思想界”解析
——报章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
一、报章所呈现的“思想版图”
二、读书人晋升的阶梯
三、大学·报章·社会
四、政治·思想·学术
余论：“思想界”的另一面
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
——《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
一、《新青年》作为“中心”的确立
二、“阅读”报章：成长的阶梯
三、阅读《新青年》：金毓黻的故事
四、来自学生的“声音”
余 论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
——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一、审视思想界分裂的“后见之明”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陈独秀的“出走”
三、政治歧见：一个目标，两条道路
四、“我们”与“他们”：思想界的联合战线
五、阶级意识的提升与中国社会的重组
第三编 “学术社会”的建构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
——《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一、一群读书人与他们的多重身份
二、“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
三、推动学术事业的展开
四、对公众事务的介入
五、“出山要比在山清”
六、“身份认同”与“权势网络”
七、“权势网络”与知识分子角色的依附性
1930年代：“国难”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成长
一、“国家政权建设”与教育学术
二、“国难”与《独立评论》的创刊
三、如何使学术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
四、学科规划之例证：心理学及其他
五、知识阶层的动向
六、小结
“局内的局外人”：从幕后走向前台的“学人外交”
一、权势的转移与知识阶层的“思出其位”
二、官方对学人的“借重”
三、驻美大使任上工作的评价
四、“局内的局外人”
再版后记

选自章清《1930年代：“国难”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成长》，收入《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修订版） 》（山东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