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老人反被讹？细述彭宇案始末

2021年10月的一天早晨，江苏镇江一位货车司机看见马路对面一位老者摔倒，他把车熄火后举棋不定，足足站了两分钟才掏出手机拨120。这并非冷漠，而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很多人把这份犹豫的源头，指向十五年前的南京水西门公交站。

故事得从2006年11月20日说起。那天约九点三十分，两辆83路公交前后驶入水西门广场，乘客一阵交错。63岁的退休工人徐寿兰决定舍前车上后车，需要绕过第一辆车尾部。就在她小跑的瞬间，人群中有人下车，两股人流撞了个满怀，徐寿兰倒在地上疼得直哼。

彭宇恰好下车，看见老人痛苦，他和另一位中年男子一起把人扶起，随后帮忙拦了出租，陪同进了医院，还垫付200元急诊费。十几分钟后，徐寿兰的儿子赶到，彭宇留下姓名电话便离开。此时谁也没想到，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已经埋下。

住院检查结果不妙——左股骨颈骨折并髋臼损伤，医生建议关节置换，初步花费四万余元。康复期间，徐家认定“撞人者就是付款者”。电话打到彭宇这边，言辞直接：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统统由你负责。彭宇愣住，表示自己只是帮忙，从未撞人。两边谈不拢，一个月后气氛剑拔弩张。

2007年1月12日，徐寿兰把彭宇告上南京鼓楼区法院，索赔金额13.6万元。鼓楼区法院随即立案，委托鉴定，认定伤情为八级残。4月26日第一次开庭，彭宇本人未到，由妻子出面答辩，核心立场——“没撞，故不赔”。双方隔空交锋，看似旗鼓相当，实则证据链已现断裂。

真正的拐点在于一份询问笔录的失踪。当天报警后警方做过双方记录，本该是关键物证，却在派出所翻修时遗失。第二次开庭时，法官追问“扶人的动机”，彭宇答：“就想做件好事。”庭上有对话传出——法官问：“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这句话后被媒体反复引用，像一把锈钩挂在公众心里。

6月13日，彭宇亲自到场，口径明确：自己下车时被另一乘客推了一把，等稳住脚已看见老人倒地。证人陈二春出庭作证，只能证明“彭宇确实参与搀扶”，但无法说明撞击瞬间。徐家则坚持“第一碰就是他”。当时道路没有监控，双方都拿不出硬证据，陷入罗生门。

媒体闻风而动。7月初，南京多家报纸用“好心人被讹”四个字做标题，论坛热帖一夜数万点击。局部信息被无限放大，全国议论“搀扶风险”，情绪迅速外溢。第三次庭审允许旁听，原本局限于民事纠纷的案件被推至舆论风口。彭宇告诉记者：“如果我早知道会这样，恐怕也只敢报个警。”

9月3日，一审判决出炉：双方确有碰撞，但均无重大过错，按公平责任原则，彭宇负担40%，需赔偿4.5万余元。原被告均不服提起上诉。南京中院接手后，调取市公安局接警表，两份记录中均出现“相撞”字样。案情似乎渐趋明朗。

然而二审尚未开庭，双方在法官主持下私下和解：彭宇一次性补偿一万元，徐家撤诉，双方对外保密。一纸协议让案件终结，却并未平息舆论。因为庭审材料未公开，大众只记住一个片段——“扶人反被讹”。

事态继续发酵，与法律事实渐行渐远。说法版本遍地开花，“千万别扶”成了街头巷尾的顺口溜。2011年后多起“老人摔倒”事件里，围观者的手机镜头快过伸出的手，常被新闻镜头捕捉。有人感叹：“彭宇案像一颗钉子，钉在大家心头。”

仔细梳理，这场风波能走到社会信任危机，有三层推手。第一层，证据管理疏漏。最初的询问笔录丢失，让法庭事实缺少关键锚点，给了所有猜测生长空间。第二层，部分判词缺乏谨慎，用“日常经验”“社会情理”等字眼推断动机，容易被公众视为主观臆测。第三层，媒体报道缺乏平衡，一旦标签化，好人与坏人仿佛早被写进剧本。

2016年，徐寿兰因病去世；2017年，彭宇在采访中首度承认“确实有身体接触，但不知道算不算撞”。这句话再次搅动回忆，却已难修补当年的裂痕。有人统计，2008年至2018年，网络热议“扶不扶”相关帖子超过三百万条，彭宇案的名字仍是高频词。

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多地接连出台《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办法》，引入好人免责条款，公安、保险、公益基金等多渠道为救助者兜底。政策的弥补，正是当年缺口带来的制度反思。社会学者提醒：信任一旦被打碎，重建远比破坏艰难；制度的托底虽重要，更关键的是回到“证据说话”的法治常识。

“我那天真没想太多。”这是彭宇庭外跟律师的短句，如今回看，简单得近乎苍白。也正因此，清晰的监控、完善的急救补偿、专业的第三方调查，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防止“好心寒心”的必要条件。

时间冲淡了当事人的激愤，却留下深刻启示：善意不能靠猜测来评判，责任必须让证据说话。从公交车门口那一声闷响，到千家万户对“扶与不扶”的天人交战，这起案件折射的，是一段社会信任由盛转衰的轨迹。倘若证据体系越发完备，程序越发透明，也许某个清晨，犹豫的司机能毫不迟疑地把手伸出去，而不是先掂量风险再决定是否按下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