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丁盛提篮子买菜，有人叫他“丁司令”，他摆摆手：叫老丁！

一九八六年盛夏，南京鼓楼菜场的天棚下闷得像个蒸笼。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拎着藤篮子，耐心地挑拣着六分钱一斤的青菜。卖菜的小伙打量了他几眼，低声嘟囔：“这位大爷身板真是硬朗。”谁也想不到，面前这个穿着旧中山装、裤腿沾着泥点的老人，正是曾经纵横南北、转战三大洲的原南京军区司令丁盛。

街坊们是后来才看出端倪的。老人掏钱时，露出手臂上几处老旧伤疤；那是抗美援朝回国时留下的弹痕。小贩们从零碎的聊天里听说他在南昌干休所待过，又搬回南京和家人团聚。再往深里打听，才知道昔日的“丁司令”如今只靠每月一百五十元生活费过日子。有人忍不住在背后议论：昔年赫赫战功，如今竟如此清寒。

丁盛出生于一九一三年，湖南湘乡一个贫苦茶农家。十五岁那年，他跟着本家叔叔投身红军，背着草鞋走上征途。两年后，队伍踏上雪山草地，他用门板抬着伤员跨过大渡河，“要死就死在路上”的嘶喊，在风雪里至今回荡。就是这股子不服输的狠劲儿，为他赢来“丁大胆”的外号。

抗日烽火燃起后，他已是八路军团级参谋。山东沂蒙山，皑皑白雪与硝烟交织。一个寒夜里，他对战士说：“鬼子不退，我们不退。”半夜突击，他率突击连切断日军后路，一役名声大噪，也为他后来调入东北野战军埋下伏笔。

解放战争拉开帷幕，丁盛成为林彪麾下四野劲旅——四十五军副军长。辽沈战役攻锦州，他带兵昼夜急行，硬撕葫芦峪防线；平津会战，他又率部截断北平南下孤军。胜利后的阅兵场上，站在最前排的他，看着长安街如潮的槍刺，满脸硝烟味还没散尽。

一九五○年十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丁盛执掌二十军，凛冬之中的长津湖战役打得天崩地裂。零下三十多度，他裹着棉大衣趴在冰面上，用望远镜确认美军退路后，低声吩咐：“按下去，冻也要把他们按住！”那一夜，二十军伏击横城，写下一段铁血传奇。

归国后，军委把他调往中南，接连担纲西藏平叛作战与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喜马拉雅南麓海拔四千多米，他在雪线前线指着地图说：“高原打仗，快就是胜利。”五十四军凭机动制胜，拔点攻隘，两周结束战事。就这一仗，中央军委给他记了大功。

一九六七年，他穿上广州军区副司令的肩章，不到两年便扶正。那时候，广州街头的口号漫天，但部队需要主心骨。丁盛白天调兵遣将，夜里伏案写整训计划，硬是把这支部队从涣散扭成一股绳。再过几年，他同时肩挑广东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被士兵们戏称为“广东的四全官”。

然而风云翻覆。一九七七年，因卷入政治旋涡，丁盛被令“休养”。文件下来那天，他只说了一句：“打仗容易，熬日子难。”随后搬到南昌干休所，每月靠地方财政发一百五十元补助。高堂内外，昔日红旗招展，如今院落冷清，连看门大爷都不知这位老者曾经统兵十万。

家事也压在肩头。老伴患心脏病，女儿在南京教书，儿子长年跑外。丁盛索性自学做饭、洗衣。菜场里他最爱问价格：“空心菜几毛？便宜点行不行？”卖菜阿婆常塞给他两根葱，他也不推辞，只说一句“谢了”。有一次，熟人隔着菜摊高喊：“丁司令好！”他猛地挥手：“别这样叫我，叫老丁！”嗓音依旧洪亮，但眉梢藏着几分尴尬。

日子拮据，他仍保持兵家本色。探望战友必须亲自跑一趟，坐火车买最便宜的硬卧。那年夏天，他从济南返宁，车厢闷热，他坚持把风扇留给年轻人，自己挤在上铺。连跑三天后，回到家就突发心绞痛，所幸抢救及时。邻居摇头：“这么大年纪，还那样拼命。”老丁却说：“咱当兵的，苦惯了。”

这种清淡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五年。部队干部部门重新审查历史旧案，认定他并无个人问题。十月初，通知送到南京，原话是：“请将丁盛同志的人事关系转回我军，安排广州军区干休所师职待遇。”邻居们帮忙收拾行李，他拉着大伙的手，半天没出声，只憋出一句：“总算回来了。”

广州的冬天比南京暖和，他爱在军区招待所的花圃里遛弯。老兵给他敬军礼，他总让人放松：“都退休了，别那么认真。”可讲起那段枪林弹雨，他双眼炯炯：“那时候，命像草，今天在，明天就没了。能活到八十多岁，已经赚了。”说完哈哈一笑，胸前的纪念章在阳光下轻轻碰撞。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七日清晨，丁盛病逝。床头那只旧藤篮子被儿子收在柜顶，院子里的人提起它，总带几分唏嘘。曾经的大军区司令，把战场的风雷藏进了寻常烟火。若问他最后的称呼，他恐怕还是那句：叫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