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痛批受益终生，感恩国医大师徐景藩！

文/施建勇

你有被老师或领导痛批过吗？我有过，而且比直接拉下脸来痛批我更让我无地自容。

1985年左右，我开始了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专业课的学习，平时要和同学跟着老师出门诊。通常每位老师门诊时我们四五人围坐一旁，帮忙开单抄方，但主要还是观摩老师看诊过程。

▲南京中医学院汉中门

我发现，医院门诊量很大，老师们看病都尽量紧凑，但没有一位老师是一上来就给患者把脉，通过脉象给患者讲病情，而是先让患者自己说，有时说得太远，就引导一下。

有一次我问了徐景藩老师这个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把脉讲解病情，节省一点时间？（顺便炫耀一下自己的技艺）徐老师笑着反问我：“我知道你从临床过来，看过很多病，你现在凭望闻和切，不问，能判断患者的基本情况吗？” 我想了一下说：“我的临床功夫尚浅，但凭望诊和脉诊看舌苔，也能够判断患者基本的病理属性和病情轻重。”徐老师点点头，又问：“能开出药方吗？” 我回答：“基本上可以。”徐老师问：“你觉得就这样开出的药方准确率有多少呢？”听他这样问，我已经知道了他的用意，但还是回答：“大约70%吧。” 徐老师笑着说：“按说一句话不问能知道这么多已经不少了，能开出准确率有70%的方子，治病的方向就不会错了，我相信你们这些同学都能达到这个水平。 你们都能做到，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医生，成天在临床一线打滚，你认为我能不能以脉测证、凭脉开方呢？”我拍了一个小小的马屁说：“这是小儿科，您是临床大家，当然能！” 他说：“不错，过去我们在旧社会看病，为了取信病人，开始也把脉，给病人讲他的痛楚和关键点，赢得病家赞叹，有助于立足。但后来我们慢慢意识到其中的弊端，就舍弃了这种做法。 医生有这个本事，说明他对患者的基本状况看得比较清楚，但如果以此炫技取宠，盲目测证，那就和江湖郎中甚至算命先生没什么区别，迟早误事。 试想，仅靠脉证可以开出七成八成把握的方子，如果问清楚病人所苦和疾病缘由，把握性肯定更大。哪怕只是提高一点，开出了七成五或者八成的方子，也是有价值的，毕竟对病人负责这才是第一位。 你们都是新时代的新中医，看病靠的是逻辑缜密的推论和不断积累的实践，这是一门科学，不再是江湖郎中的那套，那些旧社会的游医习气一定要远离。”

听完徐老师这番话，我为自己的冒失和傲慢羞愧不已。回头想想，在那个普遍不富裕的八十年代，徐老师曾自费200元给穷苦患者抓药，所以当他听到我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心里一定非常失望。

国医大师徐景藩，中西兼修学到老

1928年，徐景藩老师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中医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名医。

小学毕业后，徐景藩随父亲徐省三学医。黎明就要起床抄书，上午侍诊录方，下午读书，读完《药性赋》《汤头歌诀》《舌苔大全》《脉诀》等启蒙医书，继而诵读《内经知要》《金匮》《伤寒论》《温热经纬》等书。

▲国医大师徐景藩

而且那时候徐景藩老师读书，是先由父亲按进度讲解正文，再读自己用毛笔写的小楷手抄本，读熟一本，再读第二本。打下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后，徐景藩在学医的第三年随父亲下午出诊，到镇、乡病家诊疗重病人。

1944年，徐景藩拜师江浙名医朱春庐门下，续学3年。那三年他不改过去的勤奋。在老师口授书写脉案方药后，徐景藩随即速记留底并记录医话。

他将治验病案处方，用毛笔正楷书写整理，共计9万字装订3册；加上朱春庐亲笔提名的《验案集萃》以及另外的个案详录诊录，均保存了近七十年。

1947年，徐景藩尽得父亲与老师真传，开始悬壶济世、行医乡里。新中国成立，徐景藩与很多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医一样，都想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

1952年，徐景藩报考了卫生部“中医研究人员”班。被录取后，他在那里学习了5年，并在业余时间自学中学外文、数理化等课程。

徐老师终身好学，直到八十高龄都在手不释卷地阅读最新版的分子生物学教材，这对我后来大量阅读西医前沿的医学论文也有一定影响。

▲江苏省中医院

1957年，徐景藩被分配到江苏省中医院（南京中医学院附院），后担任院长。他在这里工作至生命的终点。

1958年，徐景藩参与创建南京中医药大学内科教研组，除了要担负繁重的医疗工作，还要兼任课堂和临床教学任务。

20世纪80年代，徐景藩开始带领研究生对胃脘痛的病因病机和辨证客观化等展开科研工作。同时，他积极倡导学科分化，1986年在原有脾胃、肝胆病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医消化科。这也是我1987年硕士毕业后工作的地方。

徐老师治脾胃，出其不意有绝招

徐景藩老师主治肠胃病，在临床上有不少“绝招”，首创了“糊剂方卧位服药法”。事缘一名患者食道发炎，疼痛难忍，用了各种方法均告失败。

当时很多医生都为药水无法留在食管部位而头疼，后来徐景藩通过中西医结合多次尝试，将汤药变成糊状中药，使药物能够到达病所。这一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让病人甚至同行叹服。

对于病患，徐老师曾说：“作为医生，只有廉洁自律，胸怀宽广，不计报酬，才能一切为病人着想。”

▲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

上世纪80年代，有一位溧水的农民得了溃疡性结肠炎，多年都没治好，于是卖掉家中唯一的一头水牛来找徐老师治病。然而这个病人在门诊缴费的时候，却发现钱被偷走了。

徐老听学生说了这个情况后，就把病人叫到诊室，交给病人200块钱，让他先拿去抓药。患者流下感激的泪水，连称老师是“救命恩人”。其实当时徐老自己生活也很清苦，一家人全靠他的工资来开支。

徐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做人品德影响了我们大批中医医生。我们跟在他身边学习，他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理论和经验传授给我们。每回看到自己的学生有所建树，他都非常欣慰，常用“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表达心情。

一次批评受益终生，感恩徐老师教诲

我清楚记得，在江苏省中医内科消化病区工作期间，徐老师给了我独当一面的机会，对我寄予了厚望。

当时，我进到江苏省中医院内科消化病区病房没两周，就随大部队搬到了南京模范马路的建三医院。这家规模不大的职工医院住院部被我们消化病区包下来了，印象中共部署了六十多张床，比原先的二十多张床扩大了不少。

▲首届全国名中医单兆伟

床位多了，我管的病床也扩展到十五张，很快就住满了，工作量增加很多，好在有多位有经验的进修生、研究生一起工作，大家密切配合，倒也能从容应付。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和同事沈洪考虑在消化病方面开展一些专题。印象中他选了萎缩性胃炎，这是名中医单兆伟主任的专题。

我则选了慢性结肠炎，一方面我觉得这是消化系统的难病，发病率很高，而且徐景藩老师有这方面的专题，选这个方向也算是近水楼台。

经过协商后，我们在消化病领域的方向就这样初步定下来了，没多久，我的分管病床基本上都调成了结肠炎患者。

▲徐景藩老师查房

徐老师查房时，听我汇报了我们的选题分工后，表示赞同，专门给我讲了一课他治疗慢性结肠炎的思路和目前正在实行的灌肠疗法的优缺点，拿出申报立项材料，说这是省级研究课题，让我负责病房观察工作。

其实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在做，只不过没有得到明确的邀请，现在徐教授有了指示，我当然很乐意参与进来。

单兆伟主任找我谈话，说他现在大内科的事务太多，让我负责消化病区工作，说这是院领导研究决定的，让我将工作负责起来。

说实话，我感到有些突然，虽然消化病区的工作我已经基本了解，也有信心能够管好。但毕竟这是江苏省中医院乃至全国中医系统的重点专科，学院和省中做消化专业的高年资教授、主任医师就有几十位。

他们每一个都是我的老师，他们都很关注消化病区工作，希望在这里列入查房和科研项目定点，管这个病区很容易得罪人。单主任看出了我的顾虑，说这些不用担心，以后凡是教授查房的事情由他亲自安排，科研项目定点的事情找徐院长就行了。

▲徐景藩老师著作

末了他特地告诉我，这是徐老师（当时已是院长）亲口说的。有了主任和院长支持，我便答应下来。当时距离我从基层医院来南京还不到三年，但那段挑大梁的历练却成了我从医生涯中难忘的一段经历。

如今，徐景藩老师离开我们快11年了。如果他知道我离开江苏省中医院消化病区后，四十多年来都以他当年的批评为戒，一定非常欣慰。

【作者简介】

施建勇，男，1959年5月生，中医博士，药学博士后。师承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国医大师周仲瑛，在海内外从事中医药临床工作40余年，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7项，国家医药专利15项，著述100余篇，对类风湿、痛风、糖尿病、结肠炎‬等拥有独特解决方案，喜欢中医的朋友请帮忙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