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选关键时刻，高市早苗突然“消失”，竞选活动现重大转折

日本大选紧要关头，高市早苗突然缺席重要讲话，日本首相最终还是选择了避门不战。

1月31号下午，高市早苗的竞选车队停在川崎，扩音器里喊得热，自民党的旗子也飘得很稳。高市在台上那句“日元便宜是好事，日元贬值是好事”，一下子把空气划开了。

对出口企业来说，这句话当然能换来掌声。食品也好，汽车也好，汇率一贬，账面利润看起来就“多出来了”。高市甚至顺手点到外汇特别会计，说运用得“ほくほく”，意思是赚得发烫，像刚出锅的栗子一样甜。

米价、油价、电费、孩子补习费，哪一样会因为“外汇特别会计”变得更便宜？你说日元贬值是好事，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理解宏观，而是下意识摸一摸自己的口袋。那一秒钟，政治叙事和生活体感就开始分家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更愿意用“瓜达尔卡纳尔”来比喻这一段，而不是滑铁卢。

滑铁卢是被打垮，是一场战斗的终局。瓜达尔卡纳尔不是立刻输掉战争，而是第一次让所有人看清楚，你的野心和你的补给不匹配。

高市那句“日元贬值是好事”，就像把补给线暴露在聚光灯下。你当然可以补一句“我不偏好强日元还是弱日元”。高市后来也确实在舆论反弹后改口，说自己并不偏向某个汇率方向。

但问题已经发生了。不是一句话能不能圆回来，而是选民开始问，你到底站在谁的那一边？站在报表的一边，还是站在账单的一边？

更关键的戏在周日早上。按原计划，周日早上九点的NHK《日曜討論》是一个必须出现的舞台。它不是一般的综艺式露面，而是日本政治在选举前把各党主张摆上台面的公共程序。

偏偏就在讲话开始前，高市突然缺席。多家日媒与政党方面给出的说法是“游说中手臂受伤，需要治疗”。

在技术层面，这当然可以理解。人会受伤，行程会变更。可政治从来不只看技术层面。尤其是在昨天刚把“弱日元是好事”说得那么满之后，今天就避开全国性直播的讨论场，这个动作会被自动翻译成另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不打算在理性公共空间里，把昨天那句话讲清楚。

这就是“瓜达尔卡纳尔之后”的那一幕。不是被打败，而是开始弃阵。昨天的问题是补给线暴露，今天的问题是指挥者离开阵地。

你要真有把握，你就该去。你可以讲“出口红利如何转化为家庭收入”，你可以讲“能源进口如何对冲”，你可以讲“财政如何把汇兑收益回到民生”，哪怕讲得磕巴都行。政治的基本盘不是完美答案，而是愿不愿意承担解释成本。

缺席则把成本全部留给别人，让对手在台上讲，让观众在评论区骂，让支持者在群里护。于是场面就会变得很日本，很网络，也很残酷。

日语里有个让人背脊发凉的同音。闘争和逃走都读とうそう。有人把希特勒的《我が闘争（我的奋斗）》故意写成“我が逃走（我的逃走）”，不是为了耍嘴皮子，而是因为语言恰好揭开了人性的一条滑坡。斗争一旦失去现实支撑，就会滑向逃走。

而且，是日本有名评论家以此暗指高市早苗约等于希特勒！再看《日曜討論》，讨論的とうろん如果被拿来改写成“逃論”，你会觉得像段子，可段子背后是判断。

一个政治人物不出场，不回应，不解释，不承担，那就不是討論，而是用缺席完成“逃論”。你可以继续喊口号，可以继续强调国家处境，可以继续把外部紧张当作动员燃料。但只要你不肯站到讨论席上把账讲明白，公众就会把你的“斗争姿态”读成“逃走动作”。

所以那两天串起来看，结构就很清楚了。解散众议院像珍珠港，抢的是时间，打的是节奏，短期还真可能有效。

那句“日元贬值是好事”像瓜达尔卡纳尔，暴露的是能力，暴露的是你到底拿什么给社会补给。周日缺席《日曜討論》则更像瓜达尔卡纳尔之后的撤退动作。不是全面溃败，却是最伤士气的那种退。

它告诉所有人，你可能还站在台上，但你已经不愿意站在问题面前。到这里，民调掉不掉都只是表象。更深的变化是，你开始失去解释权，也开始失去把叙事重新拧回来的自由度。

政治最怕的不是犯错，而是犯错之后不敢上桌。珍珠港之后还能编故事，瓜达尔卡纳尔之后故事就会越来越难编。因为补给和生活不讲情面。

你可以说日元贬值对出口有利，你也可以说外汇特别会计赚了钱。可当民众的购物篮越来越轻，你还把这当作“好事”，再用缺席去回避追问，那就不是滑铁卢那种一战定输赢，那更像二战里那种漫长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