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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州,一所封闭式“特训学院”的宿舍区里,几百名学生砸开窗户和铁门,从楼里往外涌去。
没有口号,也没有人组织,他们只是不断加快脚步,像是本能地远离某个地方——有人翻过围栏,有人拖着行李,有人一边打电话一边朝外走。
教官开始后退,有人甚至丢下对讲机离开现场。
画面并不血腥,却让人很难迅速移开目光,因为那更像是一场胜利的逃离,洋溢着张皇却幸福的气味。
当一群未成年人把“冲出学校”当成第一选择时,人们很难不去想:这些孩子不是因为叛逆,只是不想再时刻害怕。
类似的故事其实并不陌生。
多年来,国内媒体曾反复报道过一些“戒网瘾”“行为矫正”机构中的极端事件:有人在高强度训练中受伤,有人因体罚留下难以恢复的后果,也有孩子试图用更激烈的方式离开那里。
几乎每一次曝光之后,人们都会短暂震惊,随后归于沉寂,直到下一次事件再次浮出水面。
这些机构往往有一套听上去十分正当的语言——军事化管理、行为矫正、重塑纪律。
每个词都像是为教育准备的,也因此显得格外具有说服力。
只是很少有人继续追问:这些满口正义的表达,怎么会转变为孩子们事实上的恐惧的?
答案或许并不复杂。
当一个人开始害怕后果,大多数行为都会迅速收敛。
而恐惧显然是最有效的,它几乎是所有管理手段中见效最快的一种。
所以,这类机构并不属于公共教育体系,它的所谓的矫正手段,是带有明显的非法拘禁和非法迫害性质的,他们的出现,反而更接近一种市场选择。
事实上,他们是被家长的需求催生出来的。
有需求,才会有供给;而需求,恰恰来自那些已经感到“失控”的家庭。
这些家长面对自己的“问题孩子”,讲过道理,发过脾气,尝试过沟通,却始终看不到改变。
当熟悉的方法逐渐失效,一种更强硬的解决方案便显得格外诱人:把孩子交过去,让别人替你管住他。
很多父母在签字的那一刻,并不会觉得自己残忍,他们只是太疲惫,也太害怕。害怕孩子沉迷网络,害怕成绩掉队,害怕未来偏离轨道,甚至害怕孩子最终成为一个自己无法理解、也无法再掌控的人。于是,“严格”开始不断加码,从训斥到高压,从高压到隔离,再到一扇真正会落锁的门。
有些决定与其说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不如说是在慌乱之中抓住的一根绳子——哪怕那根绳子,本身正通向更暗的方向。
于是,恐惧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恐惧天然带有一种极具诱惑的特性: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制造秩序。
一个原本顶撞父母的孩子突然沉默,一个拒绝上学的人开始服从安排,争吵消失,家庭重新变得安静。
这是完美自证的说服力。
只是,两件看上去极其相似的事情,常常被混为一谈——理解与害怕,自律与顺从。它们在短期内几乎没有区别,只有很多年后,界线才会慢慢显现。
恐惧确实能够制造一种可见的安全感。
一个害怕犯错的孩子,往往更守规矩,更少惹麻烦,也更容易被评价为“懂事”。在许多以稳定为优先的环境里,这几乎是一种理想状态:可控、安静、不偏离轨道。
只是很少有人认真想过另一件事——当世界开始迅速变化时,这种由恐惧换来的稳定,究竟还能支撑多久?
一个长期在高压中成长的人,也许会非常擅长服从指令,却未必习惯提出问题;能够熟练完成既定路径,却不一定敢走向未知方向。
而未来正在显露出某种生冷的趋势:当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机器接手之后,人真正稀缺的能力,可能不再只是正确执行,而是判断、想象,以及在没有答案时仍愿意继续探索的勇气。
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惧或许能带来一时的秩序,却很难孕育出创造;它可以避免错误,却同样可能压低一个人接近新世界的能力。
很多人小时候都在课本里读到过“小萝卜头”。其中细致的描述和人物的感受,传达了一种极其简单、却几乎无需解释的感受:这些地方,是敌人虐待好人的,别说让孩子待着,无罪的成年人也绝不该这样被对待。
因此,当“禁闭”“体罚”“封闭管理”这些词再次进入公共视野时,人们会本能地感到不安。不是因为历史正在重演,而是因为人对恐惧的记忆,从来都很长。
与其追问那些孩子为什么砸门,不如问一个更简单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会让“逃出去”看起来像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教育当然可以严格,可以有边界,甚至可以令人不舒服,但它不该让人害怕。
一旦恐惧成为底色,安静也许会很快到来,顺从看上去也令人满意。但那些拼命砸开铁门的孩子,将来更想逃离的,会不会不仅是一所学校,甚至包括了爱他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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