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健在的开国将帅只剩一位，今年103岁高龄，身体依旧硬朗

2026年1月，在一个干休所里，一位103岁的老人坐在窗前，盯着玻璃上的一只苍蝇看得很久。

很多人不了解他，但他在军史上的位置很特殊，1955年至1965年间，解放军一共授衔1614位开国将帅，到2026年冬天，仍健在的只剩他一人，他叫王扶之。

王扶之对苍蝇的态度很特别，他不让身边人随手打死苍蝇，有时还会在窗台上放点糖，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无聊，也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出现糊涂，而是因为苍蝇曾经救过他的命。

对他来说，那不是普通昆虫，而是提醒他活下来的关键线索。

时间要从1952年夏天说起，当时他在朝鲜战场，临津江以东一带，美军的重磅炸弹击中了志愿军的指挥所坑道，坑道坍塌，土石压下来，他和另外两名参谋被埋在几十米深的地下。

地面上组织了搜救，工兵挖了一整天，但情况越来越绝望，按照当时的经验，坑道坍塌这么严重，又被埋了很久，里面很可能已经缺氧，人存活的概率极低，上级甚至已经把他登记为牺牲，后续的善后准备也开始进行。

地下的情况更残酷，黑暗、窒息、体力耗尽，人很容易失去意识，就在他快撑不住的时候，身边出现了两只苍蝇，在他脸边飞来飞去。

这个细节让他立刻清醒起来，他很快判断出一件事，苍蝇能进来说明地下并不是完全封死，至少有缝隙可以通气，只要有空气，就还有希望。

地面上的工兵也看到了关键现象，有苍蝇从岩石缝里飞出来，工兵立刻意识到下面可能有空洞，可能还有人。

正是这个发现，让搜救没有停下来，后来工兵继续挖掘，王扶之最终获救，那次他在地下被困了很久，如果工兵当时放弃，或者没有注意到苍蝇飞出的细节，他很可能就活不到今天。

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一直记得苍蝇带来的那条线索，把它当成自己第二次生命的起点。

王扶之的经历从小就带着强烈的求生和拼劲，1935年在陕北，他还是个孩子，身高不高，家境也很苦，母亲早逝，他为了有口饭吃，去红军征兵处报名。

他当时只有12岁，但为了能被收下，他谎称自己17岁，那是乱世里常见的选择，他用这个办法获得了参军机会，命运从那一刻开始改变。

参军后不久，他就上了战场，在劳山战斗中，他年纪很小，手里没有枪，只能拿着一杆梭镖，对面是装备更好的敌军士兵。

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退，直接冲上去，对方后来选择投降，把枪交出来，这次经历让他更坚定了一个信念，胆气、决心和行动速度，有时能在装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打开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苏北作战，部队交通工具紧缺，他缴获了一辆旧自行车，在当时，自行车非常难得，他练会了双手脱把骑车，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完成任务。

师长黄克诚近视严重，在战场环境下看路不方便，他就骑车让黄克诚坐在后座，自己负责带路，这样能提高机动效率，也能减少行军和转移过程中的风险，这种做法一坚持就是多年，体现的是他对任务的适应能力和执行力。

他也不是只靠蛮劲，1943年，部队需要借道通行，他单独去和地方势力交涉，对方有武装，场面很危险，他没有低姿态求情，而是把部队行动的必要性、对地方的影响、双方各自的利益说清楚，并保持强硬的底线。

最终对方同意放行，还安排哨卡护送。这说明他能在高压环境下把握分寸，既敢压住场面，也能把事情谈成。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军队系统里成长，1955年授衔时，他32岁是大校，1964年，他41岁晋升少将，属于较年轻的开国将军之一。

后来他在重要岗位工作，参与过重大军事任务的组织与指挥，包括珍宝岛方向的反击作战部署，以及西沙海战相关的作战安排。

他长期在总参作战部门工作，接触的是全局性、体系性的军事指挥和作战筹划，这些经历让他见过的局面、处理过的问题都很复杂。

现在的王扶之住在大连干休所，年纪很大，视力下降，已经很难看清报纸，多靠收音机听新闻，但生活习惯仍然很自律，他不愿意让保姆替他叠被子、洗衣服，很多事情坚持自己做。

他把这些当成军人的基本要求，也当成一种身份的坚持，他的精神状态依然清醒，眼神里能看出长期从事作战指挥工作留下的专注和严谨。

对他来说，最沉重的现实是，他成了那一代开国将帅中唯一仍在世的人，那1614人的授衔名单，如今只剩他一个名字还在。

许多曾经并肩作战的人都已经离开，很多名字如今只存在于档案、回忆录和历史书里，只有他还活着，还能用亲身经历把那些岁月连起来。

他经历了国家从积贫积弱到逐步强大的全过程，也见证了军队从早期的冷兵器和简陋装备走向现代化体系建设，他的生命跨度让他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见证者，他并不只是一个普通老人，而是一个把多段重大历史亲历在身的人。

所以当他坐在窗前看苍蝇时，那并不是发呆，他是在记住自己活下来的原因，也是在用一种很安静的方式回望过去的战争岁月。

只要他还在，那段历史就仍然有一个活着的亲历者可以证明它的细节和温度，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存在本身就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