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游骂此人是遵义会议唯一支持博古的人，游客：我父亲一无是处？

1955年11月9日，北京八宝山的追悼大厅沉得吓人，挽联上写着“凯丰同志千古”，许多来送行的人却心里嘀咕：这位当年在遵义会议上坚持反对毛主席的人，留下什么值得怀念的？三十多年后，这种印象仍顽固地挂在人们嘴边。2002年初冬，遵义城细雨朦胧，一位中年男子在会议旧址里跟随参观团；没人知道他叫何明，是凯丰的儿子。

导游声音洪亮：“遵义会议几乎全体转向支持毛主席，唯一顶着干的，就是博古和凯丰。”这一句如槌落地，吸引了所有游客——尤其吸引了那位沉默的何明。导游接着说凯丰“顽固得可怕”“差点儿坏了事”。措辞激烈，让人听着像在批斗会。几分钟后，何明忍不住出声：“您把父亲的功劳一笔抹杀，合适吗？”短短一句，把全团的目光拉到他身上。

时间往回扯到1935年1月15日凌晨。红军长征路上，贵州遵义老城区的汇报会挤满了中央领导，凯丰披着棉衣赶到会场。他时任中央候补委员、红九军团党代表，兼任团中央宣传部长。那时他刚满29岁，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一员，对博古感情深厚。会前，他确实找过聂荣臻打招呼，希望在会上支持博古。聂荣臻后来回忆道：“凯丰三番两次来找我，半天半天地劝说，仍被我拒绝。”这一段史料清清楚楚。

会上争论激烈。毛主席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源在于左倾冒险的军事路线，主张灵活机动；博古、李德则坚持红军只能依托苏区打阵地战。凯丰站在发言席上，认为敌强我弱才是主要原因，还说“割地进退，完全是被迫”。言辞强硬，甚至拿《资本论》的教条做“枪”，指出毛主席“缺乏马列主义系统训练”。争论一直持续到深夜。毛主席据理反驳，赢得多数同志支持，会议最终改组了最高指挥机关。

很多人口中“凯丰死保博古”似乎就此定调，但少有人注意到后续。遵义会议结束的当晚，中央仍让凯丰起草通电致电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兄弟部队，内容没有半字抵触；四渡赤水后，扎西会议再次检视军事路线，凯丰面对战局的鲜活变化，当场承认判断失误，提交书面检查。这份检查现存中央档案馆，字里行间毫无推托，只有“理论脱离实际，险误大局”十二个字被画了红线。毛主席看后说：“同志犯错不怕，转过来就好”，随即恢复了他在军团的职务。

顽固标签由此松动。1936年夏，红军到达陕北，张国焘另立“中央”，阴谋分裂。凯丰随一方面军奔赴甘泉，直面张国焘的逼迫，多次驳斥对方的“右倾分裂”理由。张国焘拍桌子：“你找死？”凯丰只回一句：“分裂即死。”那年他刚30岁。毛主席后来评价：“此事见其大节。”

抗战全面爆发后，凯丰任中宣部代理部长，又兼中央青委书记。他主导编印《解放社论选编》《大众歌咏材料》，推广群众文化。1943年中央学习运动，他负责汇编《六大以来文件选读》，把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排在首卷。他提议集中宣传“毛泽东思想”五个字，毛主席微笑婉拒：“水到渠成，自然成章。”文件最后改成“党的理论和路线”。

1946年东北局成立，他赴沈阳主持宣传工作，每天拄着拐杖巡视报馆。有人劝他躲避国民党空袭，他笑道：“笔杆子比炸弹更要紧。”三个月内，《东北日报》发行量从两万涨到近十万。战后城市接管、土地改革宣传，他统筹了全部文稿起草。1949年进京筹备新中国成立献礼出版物，他提出“先立规矩再出精品”，留下大批对政务公开、文化建设有益的草案，可惜未能亲见实施。

1955年秋，他因旧疾加重入院。病床旁，周恩来总理来探望，轻声说：“好好养病，宣传战线还指着你。”凯丰笑笑，用仅剩的力气回答：“总理，一靠团队，二靠路线，我算不了什么。”同年11月4日清晨，他逝世，年仅49岁。

再把镜头拉回2002年的遵义旧址。导游愣了几秒，翻看资料，才发现何明所言并非空穴来风：中央档案馆确有凯丰在扎西会议检查及1940年代重要文件的手书。导游改口：“凯丰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坚持己见，但会后态度转变，也立下许多功劳。”现场氛围瞬间舒缓。游客们七嘴八舌，有人感叹，这才像个完整的人物。

历史从不简单贴标签。遵义会议上，凯丰坚持错误观点；扎西会议后，他迅速纠正；东北解放、文化宣传线，他贡献突出。将个人放进时代横截面中观察，才能看见真实——既有曲折，也有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