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媒体人如何自我保护及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公权打压风险

作者/秦拓夫

当下，不少做监督类报道的自媒体人都是从媒体机构转型而来，或许是传统媒体式微无用武之地，做自媒体更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或许是最初进入媒体机构的梦想还未实现，初心未改，情怀未失。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从事自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活动，于法于理都无可非议。《宪法》《民商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都明确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和舆论监督权，自媒体人也是公民主体，当然享有这一权利。

作者曾在新闻机构担任法治记者、执行主编近30年，也写过不少监督性报道。有的报道直接导致当事人被抓、被判刑；有的报道被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多位常委批示，导致7名党政干部被党纪立案审查；有的报道促成高院纠正错判的民商案件……我在2023年转型为独立媒体人（也称自媒体人）后，也发表过不少舆论监督性文章，仅2025年就发表了（包括以我个人名义发出的书面情况反映）12篇。其中，有10篇文章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和基本解决。比如某央企在某县修建一座水电站每年泄洪威胁到下游三家农户的房屋安全问题，农户反映多次都未得到处理。我的文章曝光后，引起当地政府和水利部门的高度重视，多次与我沟通，承诺尽快用专项资金在三家农户的房屋外修筑防洪堤坝。后来，宣传部的同志在现场录了一段视频发给我，我看到三家农户的房屋外修了一条长长的防洪堤坝，上面还加了护拦，农户也给我打电话证实了防洪堤坝已修建好。某区一位官员向一家民营企业强行索要好处费，逼得该企业不得不放弃在这个区开展业务。该企业将证据交给我，我对这些证据作了认真审查和甄别后，以《重庆XXX区一官员向企业主强行索要好处费，并声称“我那一份可以不考虑”》为题在我的自媒体账号上推出。不到半个小时，纪委的电话打来了，说领导很重视，对我的文章作了指示，希望我配合提供相关证据。第二天上午，我把掌握的证据交给了纪委办案人员。后来，那位官员被撤职，行政降二级，党内严重警告。该区还将此事作为典型案例在全区党政干部中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我在机构当记者和现在做独立媒体人有三十多年，一直都在做监督性报道，除了遭遇过被监督对象的语言和公函威胁外，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还真没找过我的麻烦。

我觉得，无论是机构里的媒体人还是机构外的自媒体人，在开展舆论监督活动时，一定要“有勇有谋”。所谓“有勇”，就是要有勇气去做我们不违初心的事，“有谋”，就是要在监督他人时也要让自己经得住他人的监督，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法治意识为自己穿上一件自我保护的铠甲。

下面，结合我近三十年法治记者的专业经验，谈谈在舆论监督活动中如何自我保护、如何规避法律风险的问题，供同行们参考。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从事深度调查工作必须要面对“灰色地带”的风险。从“持证记者”到“自媒体人”，失去的不仅是组织外壳，更是背后的正式交涉渠道和制度性缓冲。面对可能被动用公权力打压的风险，我们的核心策略是：将强大的“调查思维”“证据意识”“法律意识”及专业判断能力紧密结合，从报道本身、前置条件并扩展到整个自我保护体系中，实现“调查式工作”与“防御式生存”的统一。核心原则是：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防御”，做到“全程留痕、多层备份、预设边界、合法周旋”。具体应对策略：构建个人“安全操作规范”。

调查与发布前——风险预判与主动设防。

1.极限压力测试：在报道前，不仅要问“事实是否清楚”，更要问“对方最可能从哪个法律或行政角度反击我？”（如：寻衅滋事、造谣诬陷、诽谤、侵害商业秘密、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针对每一点，审视自己的证据链条是否能抗住司法审查？

2.对证据的“诺克斯堡式”管理——物理隔离与多重备份：所有原始证据（录音、文件、照片、笔记等）不仅要有数字备份，更要有物理备份（如打印件、刻录光盘），并存放于不同地点（家中、可信朋友或亲戚处）。云端存储应使用加密且声誉良好的国际服务。

3.证据链条的“洁净度”：确保所有证据的获取方式在法律上无瑕疵，避免任何可能被曲解为“窃取”的行为。

4.沟通留痕，化“私下”为“可用证据”：与任何涉事方（包括求助者）的关键沟通，优先使用微信、邮件等可留存文字记录的方式。电话沟通，须保存完整录音。这既是工作记录，也是未来可能要用的证据。

接下来，我用实例来阐述，可能更直接一些。以前面提到的那篇《重庆XXX区一官员向企业主强行索要好处费，并声称“我那一份可以不考虑”》为例。当时，企业老板找到我详细描述了那位官员向他索贿的过程，如果属实，官员索贿的证据链非常完整。我要求企业老板当面把手机打开，听完他与那位索贿官员完整的对话录音，确认整个录音系原始录音，无剪接和修改等痕迹，再仔细审阅他们整个原始的微信聊天记录，确认其真实性后，我给那位官员打了电话，确认电话里传来的声音与电话录音里的声音同属一人，加上企业老板早上九点半去银行取款的凭证到40分钟后打电话叫官员到办公楼下拿钱的电话录音，我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情况属实。但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企业老板当面写了一份“本人提供的反映某某官员强行索贿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完全属实，若为虚假，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责任全部由本人承担。”的书面保证书。由于他举报的是事实，那位索贿官员后来受了处理，我和他也就没有什么责任可究。

但这件事有两点经验是值得总结的。首先，我在对待一位官员明目张胆向企业老板索贿这件涉及法纪问题的事情上，持非常严谨的态度。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不仅关系一位年轻官员的个人前途，也关系到当地的营商环境，我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只追求文章影响和账号流量。所以，我对企业老报提供的相关证据，进行了专业核实和判断，并让企业老板出具书面保证书加固证据。千万别小看这份保证书的作用，一旦前面的证据出了问题，这份保证书就成了我对抗法律追究的“护身符”，因为它能证明我的报道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凭空捏造、虚构事实，同时，也证明了我对报道内容尽了合理的核实义务。这就规避了法律和相关规定的“踩雷”风险。

再谈谈对案件监督的专业性问题。我知道有不少媒体人也乐于监督法院的判决，这不仅需要新闻专业能力，还需要过硬的法律专业素养。有的案件特别是民商案件，表面看好像判错了，但仔细研究、尤其是把法律关系厘清后，案件判得并没问题，比如同一案件，你起诉的方向也就是你的诉讼请求不同，判决结果可能就不一样，法官明知你的诉求不对，也只能围绕你的诉请来审判。“不告不理”这是民商案件审判中的基本原则。我下面举的这个案例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一位建筑商在总承包某区一破产重整后的地产项目时，先借资和担保出资共一个亿给开发商，再垫资几千万进去，因开发商不按约定支付工程款导致停工烂尾。开发商遂将建筑商告上法庭，请求解除《工程总承包合同》。一审法院支持了开发商的请求。虽然二审法院发回一审重审，一审法院仍持原有观点。我通过认真研究一审和二审判决发现，开发商曾将该项目公司5个亿的资金分别转移到15个关联公司，大部分关联公司随即宣布破产，从而导致该项目破产重整。这说明开发商丧失社会责任感，不履行工程进度款支付义务，导致该项目再次停摆烂尾。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原、被告双方围绕争议焦点举证、质证、辩论中，均未提及工程总承包合同“陷入僵局”，但一审法院却以《工程总承包合同》“陷入僵局”为由作出判决，支持了开发商的诉请，违反了“不诉不理”的审判原则。同时，一审法院在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原告（开发商）未交纳诉讼费的情况下，直接将多达180余万元的诉讼费判决为被告（建筑商）缴纳。

一审法院对原告明显带有倾向性。我对此情况以书面形式向一审法院院长作了反映。书面材料寄出第二天上午接到该院电话邀请我去当面交流。一位副院长、一位庭长和一位书记员与我进行了长达二个多小时的交流沟通。我谈了我的想法和建议，也把建筑商的真实想法转告了他们。事后，那位庭长还与我进行了多次短信交流，表示本着化解矛盾，有利推动项目建设出发，通过调解处理此案，平衡各方利益。大约两个月后，建筑商打电话告诉我，一审法院驳回了开发商的诉请，转为协商处理。

这个事例说明，媒体人监督法院的案件审判，不仅需要熟悉审判程序，案件到了什么时候才能去监督，更需要发现案件中存在核心问题的专业能力，对法律不熟悉的媒体人，不建议去监督这一块，即使文章发出去，没说到点子上，人家也不会重视。

我再说一件我做的曝光文章引起涉事方向当地公安报警没有被受理的事。

某县用几千万财政资金建设一个项目，因没依法立项且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正常投入使用，导致几千万财政资金受损。我将这件事在我的几个自媒体账号推出后，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首先，是宣传部一位领导将一名网友威胁我的评论截图发给我，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没理会。随后，我听到消息，项目业主方负责人带人到公安局报案，具体以我涉嫌什么罪名不清楚。不久，公安局长与我私聊中说抽个时间当面聊聊，但直到他调走也没找我聊。事后，我知道，公安局没有受理这事，他们了解到我报道的全是事实。后来，一位检察官通知我去市检察院配合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了，他们很客气，还赞扬我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人，院领导很重视这件事。我把知道的情况和掌握的证据如实提供给他们。

再后来，涉事的那个县邀请我下去，十几个政府部门的领导参加，阵仗挺大。主持会议的是信访办领导。让我发言时，我毫不客气说：“首先声明，我不是信访人，如果把我当信访人，今天这个会议我就不参加了。因为我在网上反映的不是我个人的事情和诉求，而是关乎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怎么能把我当信访人对待呢？我今天是以公民监督者的身份来的。”主持人同意了我的主张。被他们称为“情况汇报会”的会议才继续开下去。会后，他们给我特快寄来了一份印有红色台头、盖着鲜章的回复文件。里面说到我的文章发出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常务副县长带领有关部门开了现场会，研究了具体整改方案，现已落实。最后，说了几句感谢我监督推进工作之类的客套话。我心想，感谢就不必了，别把“弄进去”就可以了。

前面哆哆嗦嗦写这么多，意思只有一个，做舆论监督尤其是涉及对官员的监督，一定要把证据坐实，让你手里的证据形成无缝链条，最好是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让对方无反驳空间。若能做到这样，谁都拿你没辙，你睡觉也睡得踏实，也不怕半夜有人敲门。正如前不久，有人冒用我的个人信息在网上注册个抖音号发布一些低俗的东西，两个警察晚上找来敲开我的家门，结果发现是这么回事。警察同志很礼貌，向我道了歉，还答应回去帮我查查那厮为啥冒用我的信息来损我。

我觉得，媒体人要从“无畏斗士”到“智慧战略家”，需要完成一个认知升级——我们自身的安全，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是我们持续发声的重要前提。依法保护自己，不是怯懦，而是为了更长久、更有效地履行监督使命。我们的力量源泉，已经从“组织”完全内化为个人的“专业信誉”和“社会资本”（那些私下关注我们的网友、认可我们价值的各界人士）。他们构成了一个无形的支撑我们的网络。当风险来临时，这个网络的价值就会显现。当然，最关键的终极“护身符”还是：

1.事实的纯粹性，我们的报道经得起法律审视。

2.报道动机的无私性，与报道对象无任何私人恩怨或金钱往来。

3.程序的合法性，获取信息和发布的过程无法律瑕疵。

这三者的结合，构成了我们在法律和道德上的绝对高地。只要守住这个高地，任何试图用“莫须有”罪名打压我们的人，都不得不掂量此举可能引发的反噬风险。诚然，舆论监督这条路，注定是孤独且布满荆棘的，但只要我们用所有的坚持、智慧与强大的法治意识、证据意识及专业能力，装备成前行所需的铠甲与利剑，披挂上阵时才能保护我们自己。

此文纯属个人观点，欢迎评论，各抒己见。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