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笔下的无名者（中）

——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中的元代社会图景（中）

文/朱立河

（接上期）

三、 元代驿站制度（站赤）与驿卒的生存境遇

佟锁住最终被安置在驿站担任驿卒，这一结局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为我们研究元代驿站制度提供了珍贵的个案样本。元代驿站体系，蒙古语称“站赤”（jamči），是维系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统治的生命线。《元史·兵志》明确记载：“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1]”这一制度并非元代首创，却在元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完善——成吉思汗时期，驿站制度已初具规模，主要服务于军事通讯与草原治理；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将驿站制度推广至全国，逐步构建起覆盖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据史料记载，元代全国设有驿站约1500处，分为陆站与水站，陆站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水站则依靠船只，形成了“星罗棋布，脉络贯通[2]”的格局。

作为帝国的交通枢纽，驿站的功能极为多元，核心在于“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即传递朝廷公文、保障官员往来、转运军用物资与贡品，同时也承担着接待使节、安抚边疆等职责。从制度设计来看，每处驿站均设有驿令、驿丞等管理人员，负责统筹驿站运作、调配资源，而具体的劳作则由驿卒承担。这些驿卒的来源极为复杂，主要包括签发户、投下户、囚犯，以及部分自愿投充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属于元代社会的底层群体。驿卒的日常工作繁重而琐碎：清晨需喂养马匹、检修车辆船只，日间要接待过往官员、传递紧急公文，夜间还要值守驿站、防范盗匪，且需随时应对官员的临时差遣。更令人窒息的是，驿卒的待遇微薄，且常被过往官员克扣粮饷、肆意驱使，甚至遭受虐待，不少驿卒因不堪重负而逃亡，却又面临严苛的法律追责。

相较于其他底层民众，佟锁住能被安置为驿卒，实则是相对幸运的结局。元代法律对逃亡奴隶的处罚极为严厉，《元史·刑法志》明确规定：“诸奴盗主财，逃亡，获者，断罪付原主。”按照这一规定，佟锁住作为逃亡奴隶，即便脱困，也应被送还原主，接受惩罚。而他之所以能摆脱奴隶身份，获得驿卒这一合法身份，完全得益于张养浩的介入——张养浩“即令有司移文傍近，给衣粮护送其乡”，不仅为他提供了物质帮助，更凭借官员的裁量权，为他重塑了合法的社会身份。这一个案也折射出元代制度执行中的弹性：在严格的法律条文之外，官员的个人意志与悲悯之心，往往能成为底层民众命运的转折点。

更值得深思的是，佟锁住作为驿卒被载入传记，这在元代史料中极为罕见。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正史书写始终以帝王将相、名士贤臣为核心，驿卒这类底层劳动者，如同历史的尘埃，只能在无声中生与死，他们的姓名、经历、苦难，都难以进入史料的视野。张养浩特意记录下佟锁住的姓名、籍贯与遭遇，将一个卑微小吏的个人命运，提升到值得书写的历史高度，这种跨越阶层的书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思想意义。通过佟锁住的视角，我们得以窥见驿站运作的具体细节、驿卒的生存状态，以及驿站作为社会空间的多元功能，这些细节补充了官方文献的不足，让元代驿站制度不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有了鲜活的生命温度。

四、 驿站映射的元代社会图景：多重矛盾的交织与呈现

驿站作为元代社会的重要交通枢纽，不仅是制度运作的载体，更是社会矛盾的集中投射场域。佟锁住的遭遇，如同一个棱镜，折射出元代人口贸易、边疆生态、族群关系、阶级矛盾等多重社会实态，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个庞大帝国的复杂肌理。

（一）猖獗的人口贸易与司法失效

元代虽在法律层面明确禁止人口买卖，《元典章》中规定“ …为首的杖断一百七下，流远[3]”，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法律条文形同虚设，人口贩卖之风愈演愈烈，尤其是针对未成年男女的贩卖，已形成庞大的犯罪网络。佟锁住所经历的拐卖，正是这一网络运作的结果——从江南故土被掠，经多重转运至北方边疆，最终被卖给贵族为奴，整个过程分工明确、跨越地域广阔，印证了犯罪网络的成熟与猖獗。

而这种现象的盛行，根源在于多重社会因素的叠加：一方面，南北地域差异与农牧经济的互补性，为人口贩卖提供了利益空间——北方边疆游牧民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江南地区部分家庭因贫困、战乱而被迫放弃子女的现实，形成了供需关系；另一方面，元代户籍管理松散，基层治理薄弱，司法执行效率低下，使得奸民得以肆意妄为，而被拐者的家庭往往求助无门，只能接受骨肉离散的命运。

张养浩在传记中疾呼：“呜呼！辇毂之下，习俗若此，岂不为大异事哉！”这份悲愤，既源于对底层民众苦难的同情，更源于对司法失效、吏治腐败的批判。京畿重地尚且如此，边疆地区的情况更不堪设想。人口贩卖的猖獗，不仅破坏了家庭伦理，更加剧了社会动荡，成为元代社会的一大痼疾，而这一痼疾的背后，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与制度设计的缺陷。

（二）边疆社会的多元生态与治理困局

佟锁住被贩卖至兴和后，所经历的草原生活，为我们呈现了元代边疆社会的多元生态。传记中“无城郭居民，天色稍阴即风雪阻道，人以畜群规模定贫富，衣皆皮裘，食唯乳酪肉块”的记载，精准勾勒出漠南地区以游牧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态——这里没有农耕文明的城郭与定居生活，财富的衡量标准并非土地与粮食，而是牲畜的数量，衣食住行皆围绕游牧生产展开。这种与江南农耕文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既是地域环境的产物，也是元代多民族融合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边疆地区并非单一族群的聚居地，而是多族混居的空间。佟锁住提及“有问则以旧言答之”，即遇到他人询问时，仍以家乡的方言回应，这一细节表明，即便在偏远的边疆，汉语仍有一定的沟通空间，蒙、汉等族群之间存在着基础的交流与互动。这种多元交融的特质，是元代边疆社会的典型特征，但交融之下，也潜藏着治理的困局。元代疆域广袤，边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中央政令难以有效传达，地方行政机构与法律保障严重缺失。

佟锁住逃亡途中所见的“无城郭民居，风雪阻道”，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写照，更是边疆治理失效的体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官府的管控力薄弱，奸民得以肆意从事人口贩卖等非法活动，而底层民众的权益也无从保障。同时，驿站制度作为中央管控边疆的重要手段，在边疆地区的运作也弊端丛生。由于吏治腐败，不少驿官利用职权勒索商旅、私贩驿卒，甚至与地方奸民勾结，加剧了边疆的混乱；而交通的阻滞，不仅导致中央政令迟滞，更让边疆与内地的联系逐渐弱化，地方离心力不断增强。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元代边疆治理的深层困境，而佟锁住的遭遇，正是这一困境的鲜活注脚。

（三）族群身份的重构张力与阶级压迫的深化

元代推行“四等人制”，将民众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在政治地位、法律权益、社会待遇上存在巨大差异，其中南人地位最为卑下。这种族群等级制度，深刻影响着底层民众的命运，佟锁住的遭遇便是典型例证——他作为南人，被掠至北方后，不仅沦为奴隶，还被强制改名为蒙古语“察罕”，这一行为本质上是对其汉人身份的消解，是蒙古贵族对被统治族群的文化同化与身份重构。

但这种身份重构仅流于表面，佟锁住的内心始终坚守着对江南故土的认同，对汉人身份的执念，正是这份执念支撑着他历经艰险、逃亡南归。这种“强制同化”与“身份坚守”的矛盾，折射出元代族群政策的复杂性：元廷虽试图通过文化同化、等级划分来强化统治，却难以消解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隔阂与身份认同，而这种矛盾，也成为元代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除了族群压迫，元代的阶级矛盾也极为尖锐，奴役制度较前代更为严酷，民间私奴现象在蒙古贵族阶层中极为盛行。汉民或因避税、抵债而鬻卖子女，或因战乱、贫困而主动投献为奴，沦为贵族的私有财产，失去人身自由。

佟锁住由自由民沦为奴仆的遭遇，正是这一制度的真实写照。作为奴隶，他不仅要承受繁重的劳作与严苛的责罚，更被剥夺了与家人团聚、回归故土的权利，即便成功逃亡，“贱籍”的烙印也难以消除。《元典章》中“奴婢逃亡，主得追捕，不受刑责”的规定，进一步强化了主人对奴隶的控制，法律对奴仆的保护形同虚设。这种残酷的奴役制度，加剧了阶级对立，而族群压迫与阶级压迫的交织，使得元代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更为严峻——南人作为族群等级中的底层，同时又处于阶级压迫的最底端，承受着双重剥削与苦难。

（四）驿站：社会流动的特殊枢纽

在元代社会，驿站不仅是交通与通讯的枢纽，更是人口流动、信息传递的关键节点，是连接底层民众与上层社会的特殊空间。佟锁住的命运转折，便与驿站紧密相连：他逃亡途中遇到朝廷使者，被带到驿站安置，才得以脱离荒野、获得生机；也正是在驿站，他遇到了张养浩，从而获得返乡的机会与合法的身份。这一个案表明，驿站作为王朝官方设立的空间，虽受等级制度约束，却也为底层民众提供了罕见的流动契机与命运转机。

作为微型社会场域，驿站集中展现了元代社会的阶层差异与多元互动：这里有过往的朝廷官员、出使的使节，也有身份卑微的驿卒、奔波的商旅，不同阶层、不同族群的人在此交汇，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驿卒作为驿站的核心劳动者，虽身份低下，却能接触到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获得更多的信息与机会，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使得驿站成为底层民众实现社会流动的稀缺渠道。同时，驿站也是信息传递的核心，公文的流转、民间的消息，都通过驿站扩散开来，这种信息流动，既维系着帝国的统治，也为底层民众了解外界、寻求帮助提供了可能。佟锁住能借助驿站的资源获得救助，正是驿站作为社会流动枢纽功能的体现。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二十四史——元史（简字本）》，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 2000年版 第1715页。

[2] 《经世大典辑校（下）》周少川、魏训田、谢辉辑校，中华书局2020年版 第440页

[3] 《元典章（点校本）（四册）》 陈高华[等]点校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版 第7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