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她已去世9年，2个儿子今都定居美国，晚年独自在国内生活

她是越剧史上最潇洒的“宝哥哥”，万千戏迷心中的白月光。 可你知道吗？ 这位在舞台上风光了一辈子的艺术家，晚年竟一个人住在上海的老房子里。 两个儿子都在美国定居，她拒绝了出国养老的邀请，选择了独守空巢。 更让人揪心的是，2017年她以96岁高龄离世时，陪伴她走完最后一程的，不是血亲，而是她的学生。 一个塑造了无数经典爱情故事的人，自己的家庭生活却写满了分离与牺牲。 这辉煌的艺术成就与疏离的亲情图景，究竟哪一面，才是她人生真实的底色？

1921年，徐玉兰出生在浙江新登一个普通家庭。 那时谁也想不到，这个小镇姑娘将来会搅动整个越剧江湖。 1933年，12岁的她进了东安舞台科班，一脚踏进了戏文的世界。 她的嗓子亮，眼神里有光，学什么都快。 但真正让她脱胎换骨的，是那份不要命的狠劲。 别人练三遍的唱段，她关起门来练三十遍。 台步走得不对，她能对着镜子磨到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52年，她在《西厢记》里演张生，拿下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员一等奖。 掌声和鲜花涌来时，她没晕头转向，反而更清醒了。 她知道，光会演不行，还得有自己的东西。 慢慢地，一种高亢激昂、洒脱奔放的唱腔从她喉间淌了出来，行内人一听就拍大腿：成了！ 徐派立住了。

真正让她家喻户晓的，是1958年的越剧电影《红楼梦》。 她演的贾宝玉，可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公子哥。 她把宝玉的反叛、痴情、天真演得入木三分。 电影一放，全中国都轰动了。 据说在上海，36家电影院24小时连轴转着放，场场爆满。 街头巷尾，到处都能听见人们哼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徐玉兰这个名字，和“宝哥哥”画上了等号，再也分不开了。

舞台上的她，是颠倒众生的翩翩公子。 可卸了妆回到生活里，她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也会渴望一个温暖的家。 1954年，33岁的徐玉兰结婚了，丈夫叫俞则人，是个斯文的小学老师。 这场结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议论，一个是大红大紫的名角，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教师，怎么看都不太“登对”。 但徐玉兰不在乎，她图的是俞则人的踏实和体贴。 婚后不久，他们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俞小勇，小儿子叫俞小敏。

家庭的温暖刚刚捂热，事业的巨浪就又打了过来。 怀大儿子的时候，剧团正在紧锣密鼓地排演重点剧目《北地王》。 她是绝对的主演，戏份重，形象要求高。 为了舞台上那个俊逸潇洒的君王形象，她不敢多吃一口发奶的食物，生怕身材走样。 结果儿子出生后，她一滴奶水也没有。 看着饿得直哭的孩子，她心里像刀割一样，可下午还得擦干眼泪，精神抖擞地站到台上去。

怀小儿子时更悬。 那时演出任务极重，她几乎天天有戏。 为了掩盖日益明显的孕肚，保持台上“公子”的挺拔身姿，她用一条宽布带，紧紧勒住自己的腹部。 这一勒就是好几个月，直到临产。 孩子生下来，医生脸色凝重地告诉她，是先天鸡胸，必须抓紧治疗，否则可能落下终身残疾。 那一刻，这位在台上从不掉泪的“宝哥哥”，抱着瘦弱的婴儿，哭得浑身发抖。

然而，命运的残酷远超想象。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了。 徐玉兰的舞台被夺走了，她被下放到农村改造。 更雪上加霜的是，她的丈夫俞则人没能扛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在1976年永远地离开了她。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的是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和一位因悲痛过度而瘫痪在床的婆婆。

丈夫走了，可生活还得继续。 婆婆经受不住丧子之痛，整天以泪洗面，身体越来越差。 徐玉兰做了一个决定：瞒。 她模仿丈夫的笔迹和口吻，定期给婆婆写“家书”，报告自己在外“工作顺利”，嘱咐母亲保重身体。 她还以丈夫的名义，每月按时寄回生活费。 这个谎言，她一编就是三年。 直到1979年，俞则人得到平反，组织上送来通知，她才不得不握着婆婆的手，哭着说出了那个早该面对的真相：“妈，则人他……其实早就走了。 ”

那些年，她是台上叱咤风云的名角，也是台下咬牙硬撑的单身母亲。 白天，她可能在舞台上光芒万丈；晚上回到家，她要给儿子检查作业，要伺候婆婆洗漱，要缝补一家老小的衣裳。 儿子们的家长会，她几乎一次都没参加过。 孩子生病发烧，她常常是拜托邻居帮忙照看一下，自己还得赶去剧场。 大儿子俞小勇后来回忆说，小时候对妈妈最深的印象，就是她匆匆离去的背影，和深夜伏在桌前整理戏本时，那盏昏黄的灯光。

时间推着所有人往前走。 两个儿子慢慢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前途和选择。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国潮席卷全国。 俞小勇和俞小敏先后去了美国，读书、工作、定居，在那里扎下了根。 偌大的房子里，最终又只剩下徐玉兰一个人。 儿子们很孝顺，一次次越洋电话打过来，劝她：“妈，来美国吧，这里环境好，我们照顾你也方便。 ”朋友们也劝她：“玉兰，年纪大了，该享享清福了，跟儿子去国外多好。 ”

徐玉兰总是笑着摇摇头。 她舍不得。 她舍不得上海这条住了几十年的弄堂，舍不得推开窗就能听到的吴侬软语，更舍不得那片她奋战了一辈子的越剧舞台。 她的根，她的魂，都在这儿。 她对儿子说：“你们过得好，妈就高兴。 妈在这里，也有妈的事情要做。 ”

她口中的“事情”，就是越剧。 晚年独自一人的徐玉兰，反而把全部心力都投给了越剧传承。 她可不是只躺在功劳簿上回忆过去。 她跑戏校，给年轻的苗子们说戏，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手把手地教。 她说：“我这点东西，带到棺材里就没了，得留下来。 ”她牵头整理出版了《徐玉兰唱腔集成》和《徐玉兰传》，把徐派艺术的精髓系统地记录下来。

2014年，越剧界筹备大型史诗越剧《舞台姐妹情》。 导演组试着联系了当时已经93岁高龄的徐玉兰，想请她出山，哪怕只是象征性地露个面。 没想到，她一口答应下来。 演出那天，她穿上整洁的西装，被学生搀扶着走上舞台。 灯光打在她布满皱纹却依然清亮的脸上，她拿起话筒，和老搭档王文娟一起，唱起了那段熟悉的旋律。 虽然只有短短四句，但中气犹在，风骨依然。 台下掌声雷动，很多老戏迷一边鼓掌一边抹眼泪。 他们知道，这很可能是“宝哥哥”最后一次在舞台上亮相了。

人终究抵不过岁月。 也是在那一年，徐玉兰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老年病一起袭来，她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 这一次，病痛来得又猛又急。 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两个儿子的心揪紧了。 小儿子俞小敏几乎没有犹豫，他放下了在美国经营多年的事业，以最快速度办好一切，飞回上海，守在母亲的病床前。 大儿子俞小勇也频繁在中美之间往返，尽可能地陪伴母亲。

医院的病房，成了徐玉兰人生最后的舞台。 只要精神稍好，她就会让儿子或学生把电视调到戏曲频道。 咿咿呀呀的唱腔在病房里回荡，她的手指会轻轻在床沿上叩着节拍，嘴唇微动，仿佛还在默念那些滚瓜烂熟的戏词。 儿子们握着她的手，聊起小时候的趣事，聊起父亲，聊起她舞台上的风采。 那些因为距离和忙碌而错过的时光，在这小小的病房里，被一点点补了回来。 俞小敏后来回忆，那三年守在母亲床前的日子，虽然辛苦，却是他成年后与母亲最亲密、最平静的一段时光。

2017年春天，徐玉兰的生命走到了尾声。 4月19日，这位为越剧倾尽一生的艺术家，在华东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6岁。 而在她去世前不久，第2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将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她，像是一个时代的注脚，为她辉煌的艺术生涯轻轻画上了句号。

为她整理遗容、化上人生最后一个妆的，是她的得意弟子钱惠丽。 钱惠丽红着眼眶，动作轻柔而仔细，她知道，师父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舞台上的形象。 她要让师父漂漂亮亮地走，就像她每次登台前一样。 这一幕静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仿佛徐派的魂，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默默传递了下去。

徐玉兰的故事慢慢传开了。 人们赞叹她艺术上的登峰造极，也唏嘘她家庭里的聚少离多。 有人替她遗憾，觉得儿孙不在身边，晚年未免孤清。 也有人认为，她把生命完全献给了所爱的事业，精神世界丰盈无比，何尝不是一种极致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