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从奥运冠军到体育教育者的华丽转身。

2026年2月初，米兰冬奥会还没正式开赛，冬奥村里有人注意到一个穿深色西装的女人，她说话声音很轻但思路清晰，这人不是记者也不是赞助商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派来的亚洲区联络人，大家想了半天也没认出来，她就是丁宁，当时她站在运动员公寓楼门口安排班车调度，旁边几个年轻选手抱怨训练馆开放时间太短，她点点头拿出手机记下时间点，说下午要和IOC后勤组提一下这事。

丁宁在2021年打完最后一场比赛就退役了，按照常理来说，奥运冠军退下来之后通常会接广告或者参加综艺节目增加曝光度，她却选择直接进入北大攻读体育管理方向的硕士，整整两年时间里她专心上课、认真写论文、跟着导师到处做调研，几乎没怎么公开露面，到了2024年顺利毕业后，学校邀请她留下来担任教师，负责教授体育政策相关课程，学生们反映她上课从不照念PPT，经常结合自己当年参赛时遇到的规则争议来讲解，比如某次裁判判罚不够明确导致队伍只能被动等待，后来她才意识到问题并不在于现场执行环节，而是规则制定过程中缺乏运动员的声音。

2024年6月，亚奥理事会召开会议选举运动员委员会主席，这个职位以往很少由中国选手担任，大家习惯认为我们在赛场上表现不错，但在开会方面不太擅长，丁宁参加了这次会议，全程用英语发言，谈到亚洲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遇到的语言障碍、时差调整和医疗资源分配问题，她没有空喊口号，而是列举了三组数据：过去五年里，亚洲选手申诉成功的比例比欧美选手低17%，有32%的人表示不知道向谁反映问题，而其中78%的诉求其实只要提前一周沟通就能解决，投票结果公布后，丁宁当选了，这是中国前奥运冠军首次担任这一职务。

2025年10月，她接到一个任命，担任北京市先农坛体校的校长，这所学校挺有名，马龙和张怡宁都从这里走出去，别人可能觉得奇怪，一个做国际事务的人怎么会来管体校，其实这事不难理解，她在北大课程里早就研究过基层训练体系和人才断层的关系，她说过一句实在话，运动员不是练到22岁就结束，得有人帮他们考虑25岁以后的事，当校长不是退回到体制内，而是把她在国际上看到的问题，拉回国内源头去尝试解决。

今年初她在米兰担任奥组委联络员，这个职位听着虚其实很实在，运动员住哪栋楼、何时能进训练馆、药检流程要不要调整，都由她来收集意见反馈，有次她注意到某国选手因宗教习惯需要单独用餐，但食堂排班已经排满，她就直接联系奥组委餐饮负责人，把三天后的菜单安排做了修改，这件事虽然不大，但对那位选手来说意味着有人关注到他的需求。

她现在说话还带着北京口音，英语却越说越顺溜，央视拍过她一次采访，全程没用翻译，主持人问她怕不怕说错话，她笑着回答，说错比不说强，以前比赛输球还能重来，现在要是沉默，机会就真没了。

有人问她怎么不去选更省事的路，她没直接回答，后来在北大上课时学生问她退役后最担心什么，她停了一下说怕自己变成一个只记得比分的人。

她手机里存了好多各国运动员的联系方式，有些是通过推特私信加的，有些是开会后交换的，最近一条未读消息来自一位东南亚跳水选手，对方问她能不能帮忙问问国际奥委会关于新跳台高度测试标准的事，她回了句“收到”，然后打开电脑，调出上个月在吉隆坡开会的会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