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粮站往事：我决定下海那天，那个沉默的女人拉住了我

93年粮站往事：我决定下海那天，那个沉默的女人拉住了我

1993年的春天，风里已经带着暖意，但粮站库房里还是阴冷阴冷的。我穿着父亲留下的军大衣，坐在磅秤旁边打瞌睡。麻袋堆成山，空气里浮动着麦壳和尘土的味道，还有老鼠屎的酸气。

那年我二十三岁，顶替父亲在县粮站干了四年保管员。每月工资八十七块五，够吃饭，不够做梦。和我一起进站的小王去年辞职去了深圳，来信说在电子厂打工，一个月能挣三百。那封信在我枕头底下压了三个月，纸都磨毛了边。

“陈青，发什么呆？”老站长背着手踱过来，“西库房要盘库，你去搭把手。”

我应了一声，拍拍身上的灰。走到西库房门口，看见她已经在里面了。

她叫林秀，是去年秋天来的。劳改犯，据说是在棉纺厂偷了布，判了三年。因为表现好，调到我们这儿劳动改造。粮站的人都躲着她走，不是嫌她犯过事，是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话。她太安静了，安静得像库房里的一粒灰尘。

我走进去时，她正踮着脚擦高处的窗户。阳光从擦干净的那块玻璃透进来，照在她脸上。她比我大几岁，大概二十七八的样子，瘦，脸色苍白，但眼睛很亮。看见我，她点点头，继续擦窗。

我们开始盘库。我念数目，她核对。几百袋面粉，一袋一袋数。库房里只有我们俩，还有灰尘在光柱里跳舞的声音。

“七百零三。”我念。

“嗯。”她在本子上划一道。

“七百零四。”

“嗯。”

数到一半，我嗓子干了。从兜里掏出水壶，喝了一口。余光看见她舔了舔嘴唇。

“喝点？”我把水壶递过去。

她犹豫了一下，接过去，没有对着壶嘴，而是小心翼翼倒了一点在壶盖里，小口喝了。递还给我时，轻声说：“谢谢。”

那是她第一次跟我说话。声音很低，有点沙，像很久没用的门轴。

后来我发现，她做事特别仔细。擦窗户，连窗框缝里的灰都抠干净。扫地，连墙角的老鼠洞都要堵上。有次下大雨，库房漏雨，她一个人搬了三十多个麻袋，垒成一道堤坝，保住了五百斤白面。老站长在会上表扬她，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好像挨批评似的。

春天深了，粮站院子里的槐树开了花。中午休息时，我常坐在树下看小王寄来的信。深圳，特区，流水线，霓虹灯——这些词像另一个世界的咒语，念得我心里发痒。

有一天，林秀坐到了离我不远的石墩上。她手里拿着半个馒头，小口小口地啃。阳光透过槐树叶，在她脸上投下晃动的光斑。

“你想走？”她突然问。

我吓了一跳，手里的信纸窸窣响。“你怎么知道？”

“你看信的样子，”她顿了顿，“像看救命稻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把信折起来。

“走吧。”她说，声音很轻，“能走的人都该走。”

“那你呢？”话出口我就后悔了。

她没回答，继续啃馒头。啃完了，拍拍手上的渣，起身走了。

五月，我终于下了决心。跟老站长递了辞职信，他盯着我看了半天，叹口气：“年轻人，翅膀硬了。去吧，混不好再回来。”

最后一天上班，我收拾抽屉里的东西：半本工作日志，一支快没水的钢笔，还有林秀上次帮我补好的手套——搬运麻袋时划破了，她默默拿回去，第二天还给我时，破口处缝了一朵小小的梅花。

下午，我去库房交钥匙。林秀在扫地，灰尘在斜阳里飞扬。我把钥匙放在桌上，转身要走。

“陈青。”

我回头。她拄着扫帚站在那里，逆着光，看不清表情。

“带我走。”

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我耳朵里。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

“带我走。”她重复了一遍，这次声音大了些，带着颤抖，“我知道你要去深圳。带上我，我能干活，吃得少，不惹麻烦。”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带一个女劳改犯走？开什么玩笑？

“我、我不是……”

“我不是逃跑。”她向前一步，眼睛死死盯着我，“我的刑期下个月就满了。但期满之后，我没地方去。家里没人了，棉纺厂也不会再要我。”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带我走，去哪儿都行。我给你当牛做马，真的。”

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我能看见她脸上的每一粒灰尘，每一道细纹。她的手指紧紧攥着扫帚把，指节发白。

“我……我没钱，去了深圳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我听见自己说。

“我有。”她松开扫帚，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钞票，还有几张粮票。“二十七块八毛，还有二十斤粮票。我都给你。”

那叠钱被压得平平整整，像珍藏了很久。粮票还是旧版的，已经快不能用了。

“你为什么信我？”我问。

“因为你给我水喝。”她说，“这半年，你是唯一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人。”

我站在原地，脚像生了根。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闷闷的，像从地底传来的心跳。

那天晚上，我坐在粮站外的土坡上，抽了半包烟。去深圳的车票在口袋里，硬硬的，像块烧红的炭。我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粮站是铁饭碗，饿不死。”想起母亲抹着眼泪说：“儿啊，外面乱，别折腾。”想起小王信里写的：“青哥，深圳遍地是黄金！”

然后我想起林秀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哀求，是孤注一掷的决绝。

天快亮时，我做了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老站长。他正在泡茶，看见我，挑了挑眉：“怎么，改主意了？”

“站长，林秀刑期是不是快满了？”

“下个月八号。怎么了？”

“她期满后，能留在粮站吗？”

老站长放下茶杯，看了我一眼：“留不了。粮站编制满了，她也犯过错。”他顿了顿，“你问这干嘛？”

我深吸一口气：“我想带她走。”

老站长盯着我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笑了，笑得咳嗽起来。“陈青啊陈青，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她是个劳改犯，你是个愣头青，俩人去深圳？睡桥洞啊？”

“总比没地方去强。”

他不再笑，慢慢喝了口茶。“你真想好了？”

“想好了。”

他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翻出一张纸。“她的释放证明，我本来打算月底给她。你拿去吧。”又掏出五十块钱，塞进我手里，“算我借你的，混好了还我。”

我鼻子一酸。“站长……”

“滚吧。”他摆摆手，“记住，出去了，别给咱粮站丢人。”

八号那天，林秀在粮站门口等我。她换了件干净的蓝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看见我，她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我们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车很破，颠得人骨头散架。林秀靠窗坐着，一直看着外面。农田、村庄、树木，飞快地向后退去。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认识半年，我居然一直叫她“哎”或者“那个谁”。

“林秀。树林的林，秀气的秀。”

“我叫陈青。”

“我知道。”她转过头，第一次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很浅，但眼睛弯了起来。

到省城是傍晚。我们在火车站旁边找了家最便宜的小旅馆，五块钱一晚。房间小得只能放一张床，墙皮剥落，窗户关不严。

“你睡床，我睡地上。”我说。

“地上凉。”她从布包里掏出一件旧衣服，铺在地上，“我睡这儿就行。”

那一夜，我们都睡不着。火车从窗外经过，轰隆隆的，床板都在震。黑暗中，我听见她轻声说：“陈青，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看得起我。”

我没说话。过了很久，我说：“林秀，咱们是搭伙过日子，谁也不欠谁。到了深圳，是死是活，看造化。”

“嗯。”她在黑暗中应了一声。

第二天，我们挤上了开往深圳的绿皮火车。车厢里满满当当，空气浑浊。我们只有一张票，轮流坐。她坐着时，我站在过道里；我坐着时，她靠着车厢壁。

车过韶关时，她晕车吐了。我扶着她去洗手池，她吐得眼泪都出来了。洗了脸，她看着镜子里苍白的自己，突然说：“我偷布，是为了给我妈做寿衣。”

我愣住了。

“我妈病了三年，走的时候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厂里的边角料，其实不要了，但我没走程序，直接拿了。”她扯了扯嘴角，像在笑，又像在哭，“他们说我偷国家财产，判了三年。我不怨，是我错了。”

她转身看着我，眼睛通红：“陈青，我不是坏人。”

“我知道。”我说，“睡会儿吧，还要一天一夜。”

她靠着我肩膀睡着了。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她，发现她眼角有一颗很淡的痣。火车摇晃着，窗外的风景从农田变成丘陵，又从丘陵变成工厂。天一点点黑下来，然后一点点亮起来。

到深圳时是清晨。走出火车站，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高楼，那么多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朝阳，晃得人睁不开眼。街上的人走得飞快，穿着我从没见过的时髦衣服。

小王在出站口等我们。看见林秀，他愣了一下，但没多问。

头三个月，我们睡在他租的棚屋里。棚屋在铁皮房区，夏天热得像蒸笼。我在建筑工地搬砖，林秀在制衣厂踩缝纫机。每天下班，我们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但她从不叫苦。发第一个月工资那天，她买了肉，做了红烧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炖得烂烂的，酱汁浓稠。我们蹲在棚屋门口吃，吃得满嘴流油。

“好吃吗？”她问。

“好吃。”我扒着饭，“比粮站食堂好吃。”

她笑了，眼睛弯成月牙。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深圳的高楼大厦、霓虹灯火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此刻，这块红烧肉，这碗白米饭，还有对面这个愿意跟我一起吃苦的女人。

第二年，我们搬出了棚屋，租了间正经房子。虽然只有十平米，但有窗户，有独立的厨房。林秀在窗台上种了盆茉莉，夏天开花时，满屋都是香的。

第三年，我跟着小王做建材生意，慢慢有了起色。林秀从制衣厂出来，在夜市摆摊卖衣服。她手巧，衣服改得合身，生意越来越好。

第四年春天，我们在深圳买了第一套房子，小小的两居室。搬家那天，林秀把那盆茉莉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宝贝。

晚上，我们坐在新家的地板上——家具还没到，只有一张床垫。她从箱底翻出那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当年那二十七块八毛，还有老站长给的五十块钱。

“该还给站长了。”她说。

“明天就去寄。”

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陈青，我有时候会想，要是那天你没回头，我现在会在哪儿。”

“会在粮站扫院子，或者回了老家。”

“嗯。”她沉默了一会儿，“所以谢谢你，回头了。”

我没说话，只是握紧了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都是茧子，但很暖和。

后来我们回了趟县城。老站长已经退休了，在家带孙子。我们把钱还给他，还带了条深圳买的烟。他抽着烟，眯着眼看我们：“行啊，混出来了。”

粮站还在，但已经破败了。库房锁着，院子里长满荒草。槐树倒是还在，花开得正好，香得让人头晕。

我们站在树下，当年我坐着看信的地方。林秀抬头看花，阳光透过枝叶，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不再苍白，脸颊有了血色，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像做梦一样。”她说。

是啊，像做梦一样。从阴冷的库房到闷热的棚屋，从尘土飞扬的粮站到车水马龙的深圳。从两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到有了一个家。

回去的火车上，林秀睡着了。我看着她熟睡的脸，想起那个春天，库房里，她对我说：“带我走。”

而我说了好。

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公司，有了车，有了更大的房子。但那个五块钱一晚的小旅馆，那碗蹲在棚屋门口吃的红烧肉，那盆从旧家搬到新家的茉莉，我永远记得。

人生啊，有时候就是一个瞬间的决定。在那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在堆满麻袋的库房里，当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对你伸出手，说“带我走”——你是否会握住那只手，然后说：

“好，我们一起走。”

我很庆幸，我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