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恢复，刘少奇之子给邓小平写信：小平叔叔，我想考大学

1977年9月，一个天气依旧燥热的清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高考制度正式恢复”八个黑体大字，北京的大街小巷瞬间沸腾。

同一时间，距离报亭不足两公里的北京起重机厂里，27岁的钳工刘源擦掉机油，看着车间墙上新贴出的报名简章，心跳陡然加速——年龄、工龄、学历，全都符合。

可仅仅半小时后，车间主任一句“超龄了，别折腾”把希望堵了回去。刘源知道，真正横亘在面前的并非条例，而是那份绕不开的身世：父亲刘少奇、母亲王光美。

当晚，他在单身宿舍昏暗的灯泡下提笔：“小平叔叔：听说您负责恢复高考，我特别激动……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被挡在考场外，我难以心安。请允许我试一试，考不上我认。”

信纸不长，却字字铿锵。几天后，这封信摆在正在主持教育整顿的邓小平案头。老人捻着信纸，想起1955年怀仁堂前那个戴着纸做“将军肩章”、被陈毅取笑“芝麻酱”的顽童，嘴角浮现会心一笑。

批示只有八字：“符合条件者，一视同仁。”批件沿着中南海—北京市委—市高招办—起重机厂的路径层层下达，回到刘源手里时，只剩一句平淡通知：“可以报名。”

政审表上，父亲一栏写“刘少奇”，母亲“王光美”，社会关系后面干脆填了四字：“众所周知”。那份坦荡，让审核者无从挑剔。

考场上，刘源落笔如飞。成绩出来，足够进入北大哲学系，但校方顾虑重重，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却大方抛来橄榄枝，只提体检一条。一个人的特殊体检后，通知书送达。

1978年春，刘源迈进北师院，同年中央为刘少奇恢复名誉。心理枷锁卸下，他在课堂讨论中引经据典，也在校园里贴出竞选人大代表的宣言，虽未当选，却练就了直面公众的胆识。

毕业前，研究生、留洋、秘书，多条光鲜道路摆在面前，他却想起山西黄土地上那些把月饼塞进窗户的乡亲。“要是真有本事，就该下去干点实事。”王光美一句话，给了他最后的推力。

1982年腊月，他只身赴河南新乡，成了县政府“第十七把手”。麦收季，他赤膊在田里扛麦袋；修路时，一趟趟跑材料、蹲工地。有人讥笑是“镀金”，农民憨笑：“他要镀金，也得先晒黑吧。”

乡镇企业亏损严重，他把制度、产品、市场三件事捋顺，半年后几家濒死小厂起死回生。1984年，县长选举全票通过，选票背后是粮仓的增收数字。

1985年调任郑州副市长，城市缺天然气，他往返北京、河南二十余趟，在部委门口枯坐也不叫苦。一年后，市民拧开燃气灶，看着蓝色火焰欢呼：“这火里有刘源的汗。”

旧城改造又是一块硬骨头，拆迁引来质疑，刘源和同事被围得说不出话就掉头跑。新楼封顶那天，抱怨声转为祝福声，“刘市长，我家窗子朝着黄河！”

1988年，刘源成为36岁的河南省副省长，主持多座大型电厂、化肥厂与黄河公路桥等项目。四年多鏖战，他两鬓斑白，同事感慨：“他把时间全用在工地上了。”

1992年，刘源转任武警部队政委。离开郑州前，工人送他一碗热辣的胡辣汤，“路远也要记得这味道。”那一晚，他路过起重机厂旧门房，看见玻璃后褪色的“1977年高招简章”，轻声呢喃：“幸好，当年没有被拦住。”

对他而言，那一纸准考证不仅改写了个人命运，更验证了邓小平批示里的八个字：符合条件者，一视同仁。几十年过去，刘源始终秉持一句朴素信条——能为老百姓办成几件事，才不负那年夜半张信纸上的“我想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