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传播，让科学“可触摸”（学海泛舟）

邵 芸

邵芸留学近照。 作者供图

赴荷兰留学

我本科就读于上海大学环境工程系，我的学院以化工为优势，在这里我系统学习了污染控制的物理化学方法，认识到了环境学科“复合性强、一专多精”的特性。在学校一系列创新实践项目的激励和启发下，我思路发散，喜欢上了科普工作。

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发布之后，我带领一个小组完成《蛙蛙垃圾分类科普》项目，根据四类垃圾特性设计了青蛙卡通形象，并编排了一系列短片和漫画剧情来阐述垃圾分类的原理。后来这四个卡通形象还被学院制作成了钥匙扣、冰箱贴等纪念品，成为了一个特色IP。

硕士期间，我在上海海洋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联合培养中初步接触了水生态研究，掌握了水生微生物显微镜鉴定、分子生物学实验技能，也在台风天的南海、高海拔的长江源进行了科考，体会到了科研工作的艰辛与乐趣。

为了延续这份对课题的兴趣，我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荷兰莱顿大学环境科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我的课题聚焦基于环境DNA的两栖动物壶菌研究。

这项研究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采用了“公民科学”的研究模式。我们通过非营利两栖动物保护组织发起公众参与计划，邀请对生态研究有兴趣的民众参与野外采样和数据收集，最终的研究成果也将通过科普渠道回馈给公众。

实践中成长

项目启动时，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寻找尽可能多的志愿者。为此，我和莱顿大学公民科学中心的老师一起前往一些科学集市，介绍我们的项目并现场发放采样工具包。一开始面对陌生人，我还很紧张、生涩，而且对话需要使用的专业术语较多，不好表达。讲解几次之后，我逐渐熟练起来，可以用小朋友都能听懂的表达来快速解释这个项目。

令我印象深刻的困难还有一个，就是如何让非专业公众掌握规范的采样方法。为此，我制作了一套详细的采样教学手册，以文字配合图示详细讲解了采样过程。

然而几天后，我在后台收到了大量关于步骤存疑的反馈，大家普遍认为手册的专业程度太强，对非专业人员来说不够简易清晰。于是我又重新录制并剪辑了视频：从如何佩戴无菌手套、正确使用采样器，到如何填写采样记录表、保存运输样本，每个步骤都配有多角度演示和双语字幕。视频发布后，反馈中的问题终于明显减少，这让我很欣慰。

后期，我在实验室的工作也经历了一次挑战。欧洲实验室与我在国内使用的实验流程不同，其复杂程度高于我硕士期间接触的。一开始我的效率低下，做到一半时，容易重新复盘。为了尽快熟悉工作，我录制了实验室操作视频，既作为自己的工作备忘，也用于该项目的科普宣传。这些视频后来被汇入项目纪录片里。

参加我们项目的人有青少年、生物相关从业者和自然爱好者等。为了在树上悬挂空气采样器，一名志愿者甚至从家里搬出了高达3米的梯子。这些非专业研究者的认真程度常常超出我的预期，比如长达数十词的反馈在问卷中很常见。

还记得我在莱顿的运河边采集水样时，游船上正在聚会的人们举起酒杯，热情地向我打招呼。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工作虽然微小，却是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水生态健康的具体一部分。正是这些点滴努力，让居民们能在干净的河道上泛舟欢聚，享受美好的生活环境。同时我也深切体会到公民科学的价值：它让科研人员走出办公室，让研究和现实生活更近，让科学与民众更紧密地连接。

通过这些经历，我认识到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需要持续磨炼专业的研究技能、跨文化的沟通能力，以及让科学“可触摸”的传播能力。我的博士课题教会我的不只是实验技术或数据分析方法，更是一整套将专业研究转化为公众行动的方法论。当我看到两栖动物保护组织的400余位志愿者发来的报名信息，我更加确信有公众参与的科研模式一定会更普及。

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正从专家主导走向多元共治，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在强调公众参与。我相信，未来优秀的环境工程师，不仅要是实验室里的专家，更要是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翻译者、连接者。我将继续致力于环境科学研究，同时探索更适合中国语境的公众参与模式。真正的环境保护，需要科学家的专业知识，更需要每个人对自然的理解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