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礼崩乐坏与文明火种

——兼谈五代十国的人性镜像与乱世传奇

电视剧太平年宣传片

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建梁，一把火烧了长安古城，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短短53年间，中原大地五朝更迭、十三帝轮换，南方及北方藩镇割据成数十个独立政权。这并非单纯的政权交替，而是一场贯穿伦理、秩序、文化的全面崩塌。当“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成为这一时代铁律，人性被抛入生存与道义的极端困境，贪婪与坚守、残暴与温情、背叛与救赎在乱世荒原上激烈碰撞，构成了一幅复杂而深刻的人性镜像。

一、秩序崩塌：极端环境下的人性失序

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早已撕裂了“君君臣臣”的儒家伦理框架，而五代的到来，更是将这种失序推向极致。后晋节度使安重荣那句“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这句话精准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暴力取代道义，强权定义了合法性。53年间，中原政权平均存续不足20年，后汉更是仅存3年便覆灭；十三个帝王中有八人死于非命，年长者不过十余岁，年幼者三四岁便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朱温图片

这种无序状态，直接导致人性底线的系统性突破。残暴与贪婪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演变为普遍的政治生态。朱温篡唐后，为清除前朝痕迹，大规模焚毁唐代官方典籍与档案，致使唐代文献损失率超70%，文化传承遭遇重创。他创设的“跋队斩”军规，规定作战时主帅战死而部下未归者全体处斩，将士兵推向生死绝境；攻打魏州时，他下令屠戮牙军七千余人，“婴孺无遗”，血流成河；处置王师范家族时，先掘坑于府第之侧，再将其弟、兄及儿侄二百余口悉数斩杀，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不忍直视。

更可怖的是暴力的常态化与平民化。楚州屠城、长安粮荒等事件中，平民沦为军阀角逐的牺牲品，“人相食”成为史书频繁记载的惨剧。后汉永兴节度使赵思绾在长安断粮时，以妇女幼儿为军粮，动辄杀戮数百人；后梁秦宗权行军从不携带粮草，专以“盐尸”为食；后晋杜重威纵容士兵食人，竟将百姓蔑称为“菜人”。据史料统计，五代时期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发生频率，较唐代激增三倍有余，人性在生存压力与权力诱惑下，坠入了黑暗的深渊。

二、夹缝求生：冯道的“无耻”与慈悲

冯道图片

在人性失序的乱世中，冯道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存在。欧阳修斥其“无廉耻”，司马光骂他“奸臣之尤”，但这个历经仕奉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契丹五个朝十位帝王的官员，却在四十余年官场生涯中始终身居高位，更以特殊方式守护着乱世中的文明火种。

冯道的矛盾，恰恰是五代文人的生存困境的缩影。公元947年，契丹灭后晋，耶律德光进入开封，意图大规模屠城。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六十六岁的冯道却整肃朝服，主动前往拜见。面对耶律德光“你是何等老子”的傲慢质问，冯道以“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谦卑应答；当被问及“天下百姓，如何可救”时，他给出了堪称千古智慧的回答：“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这句话既恭维了征服者，又巧妙传递出核心诉求——唯有以帝王之责善待百姓，方能稳固统治。《资治通鉴》明确记载，冯道在契丹期间“从容讽谏，多所全活”，数十万汴梁百姓因此免遭屠戮。

更值得称道的是，冯道在乱世中坚守文化传承的初心。他以唐代开成石经为底本，牵头组织学者校勘儒家经典，动用1200名刻工，耗费22万块枣梨木版，历时22年完成《九经》刻制印刷。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刻印儒家经典，开创了“监本”先河，为战火中的文化传承保留了关键火种。冯道曾自云：“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他所行的“好事”，正是在强权更迭中守护百姓安危，在文化崩塌时延续文明脉络。他的选择或许背离了传统士大夫的“忠君”气节，却在极端环境下实现了“兼济天下”的更高追求。

三、命运轮回：李存勖与李煜的错位人生

五代十国的乱世，不仅考验着普通人的生存智慧，更将帝王推向命运的漩涡。李存勖与李煜，两位命运迥异的帝王，却都因错位的人生酿成悲剧，他们的故事折射出权力与人性的复杂博弈。

李存勖图片

李存勖是天生的战神，却不是合格的君主。李克用临终前，将三支箭托付于他，分别代表击溃朱温、打败契丹、平定河北的未竟之志。李存勖将箭供奉于家庙，每逢出征便取出携带，终在923年攻破开封，灭亡后梁，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彼时的他，是意气风发的复仇者，是横扫天下的英雄，却在功成名就后迅速迷失。他痴迷戏曲，给自己取艺名“李天下”，常与伶人同台演出，甚至让戏子参与朝政。最受宠的伶人景进可随意出入宫廷，大臣们反而要巴结这位“戏子宰相”；一次演出中，李存勖连呼两声“李天下”，伶人敬新磨竟上前扇其耳光，直言“李天下只有一个，你叫两声什么意思”，如此荒唐场景，堪称帝王史上的奇观。926年，叛乱爆发，当叛军攻入洛阳时，李存勖率军抵抗，却被自己一手提拔的伶人郭从谦射中面门，倒在了兴教门下，鲜血染红了他钟爱的戏服。他的悲剧，在于混淆了战场与朝堂、英雄与君主的角色，最终被自己的荒诞统治所吞噬。

如果说李存勖是错配了帝王之位的战神，李煜则是错生帝王家的文人。“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南唐第三任国主李煜，本应是流连于笔墨丹青的纯粹文人——他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尤工填词，却被命运推上了治国理政的风口浪尖。面对北宋的强大攻势，李煜缺乏政治远见与军事魄力，只能寄希望于苟延残喘，最终在975年宋军攻破金陵后奉表投降，被封为“违命侯”，开始了汴京的囚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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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五之尊到阶下囚的巨大落差，将李煜的词作推向了艺术巅峰。

《虞美人》

唐后主/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虞美人》字字泣血，道尽亡国之痛与思乡之切，却也触怒了猜忌心极强的宋太宗。978年七月初七，李煜四十二岁生日之际，宋太宗派人送来毒酒“牵机药”，服后全身抽搐、头脚相就，最终惨死于汴京。他以帝王之身落幕，却以词人之名永存，王国维评价“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道尽了这位错位帝王的悲剧与荣光。

四、人性两极：张全义与钱镠的乱世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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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张全义与钱镠的选择，构成了人性的两个极端。他们的故事，既展现了乱世对人性的扭曲，也彰显了坚守道义所能创造的价值。

张全义是人性堕落的典型。他早年依附朱温，不仅对其暴行视而不见，更容忍妻女被朱温玷污，以此换取权势；后梁灭亡后，他又迅速转向后唐庄宗，通过贿赂皇帝、皇后、伶人、宦官等各方势力，保住自己的禄位。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其“无廉耻”，将其与冯道并列，但张全义的妥协毫无底线，既无守护百姓之念，更无传承文化之心，纯粹是为了个人私利的苟且，其私德远不及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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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全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越王钱镠。在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之际，钱镠采取“保境安民”的国策，拒绝参与中原争霸，致力于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他主持修建的钱塘江海塘，采用“石囤木桩法”，抵御钱塘江大潮侵袭，至今仍在守护杭州平原；他鼓励农桑、兴办学校，使吴越地区成为战火纷飞中的一方绿洲。钱镠深知乱世之中百姓疾苦，临终前嘱咐子孙：“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后来吴越国遵循其遗训，和平归顺北宋，避免了战火涂炭，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钱镠的选择，展现了乱世中难得的理性与仁心，他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为一方百姓撑起了一片天空。

五、结语：乱世中的文明韧性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却也是人性最丰富、最真实的时代。在这里，暴力与贪婪肆虐，礼义与廉耻崩塌，人性的阴暗面被无限放大；但与此同时，坚守与慈悲从未绝迹，文明的火种在夹缝中顽强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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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以看似“无耻”的妥协，守护了数十万百姓的性命，延续了儒家经典的传承；钱镠以“保境安民”的坚守，让吴越地区成为乱世中的桃源；李煜以血为墨，用词作定格了亡国之痛与艺术之美。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最极端的环境下，人性也并非只有堕落一途，坚守道义、心怀慈悲、追求美好，始终是文明存续的核心动力。

北宋建立后，赵匡胤确立“重文抑武”的国策，本质上是对五代武人政治的彻底否定，也是对乱世失序的反思与修正。

五代十国留给历史的，从来不止“权力转瞬即逝”的残酷教训，更藏着对人性复杂性的终极叩问：当秩序崩塌、道义失语，人性究竟能沉沦至何等深渊，又能坚守到何种境界？那些乱世中的微光，恰恰给出了答案——文明的存续，从来不止于轰轰烈烈的抗争与呐喊，更在于无数看似卑微却无比坚定的坚守：是冯道以“痴顽”之姿周旋强权，于刀光剑影中守护百姓性命、传承儒家经典；是钱镠以“保境安民”为念，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让吴越成为战火中的桃源；是李煜以血为墨，用词作定格故国之思，让文化之美穿越亡国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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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坚守，无关权势强弱，无关声名显晦，却在强权面前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清醒，在乱世之中怀揣着守护苍生的仁心，在文明崩塌之下秉持着传承文脉的执着。它们如同暗夜中的星点微光，看似微弱，却始终未曾熄灭，最终汇聚成中国历史的深层韧性。正是这份韧性，让中华文明在历经五代十国的黑暗动荡后，得以挣脱乱世桎梏，在北宋的制度重构与文化勃兴中重获新生，也让后世明白：真正的文明永续，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在风雨飘摇中始终坚守初心、在绝境之中绝不放弃希望的漫长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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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文杰，笔名文杰，闻杰。三农题材作者，曾发表多篇散文、诗歌或纪实文章、报告文学以及摄影作品等。

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协会员，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理事，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润墨斋书画院院士。北京墨海书画院高级院士。网络作家，当代优秀文学家。

作者写作方向：

重拾传统文化，挖掘历史遗留。

关注三农题材，野说风土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