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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世人脑海里多是邓禹的谋略、吴汉的狠辣、耿弇的锋芒——个个都是能冲能杀、功高震主的狠角色。但在这群“战神天团”里,藏着一个极度“不合群”的异类:他是刘秀的发小,却敢当众戳破皇帝的“天命”野心;他打仗从不算“人头军功”,反而禁止士兵劫掠百姓,闹得部下怨声载道;他平定四方后主动交权,不恋富贵不结党,却被刘秀宠了一辈子。
这个人,就是朱祜(《后汉书》中部分版本作“朱佑”),字仲先。比起“开国功臣”的标签,他更像东汉乱世里一个清醒的“逆行者”——别人忙着抢功争宠、杀伐立威,他却抱着儒家初心,以“仁”为刃、以“退”为进,最终在功臣多遭猜忌的东汉初年,活成了最通透、最善终的赢家。很多人说他“佛系”“无能”,却没人读懂,他的“不合群”,恰恰是乱世里最高明的生存智慧。
“自己人”
朱祜的起点,是刘秀最亲近的“自己人”。他出身南阳宛县,年少时父母双亡,只能投靠外家复阳刘氏,常年往来于舂陵一带,也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刘秀和刘伯升兄弟,三人自幼相识、情谊深厚,刘秀和刘伯升都对他格外亲近信任。后来刘伯升出任大司徒,第一时间任命朱祜为护军;等到刘秀出任大司马,率军征讨河北,依旧让朱祜担任护军,甚至允许他同住军帐之中,待遇远超其他将领,这份亲近,在整个云台二十八将中都极为罕见。
但这份“发小情谊”,从来不是朱祜攀附权贵的资本,反而成了他“敢说真话”的底气。有一次,朱祜陪刘秀宴饮,酒过三巡后从容直言:“如今长安朝政混乱,天下无主,您有‘日角之相’,这是天命所归,应当顺势而起。”要知道,在当时“谶纬天命”是敏感话题,更何况刘秀此时还未称帝,朱祜这番话,无疑是在“劝进”,也暗藏着风险。
果然,刘秀当场脸色一变,故作严厉地呵斥:“快召刺奸将军,把这个护军抓起来!”刺奸将军是专门督查军纪、纠察奸猾的官员,刘秀这话看似是动怒,实则是在为朱祜避祸——毕竟这番话若是传出去,不仅朱祜性命难保,刘秀也会被贴上“谋反”的标签。朱祜何等聪慧,瞬间读懂了刘秀的深意,从此再也不敢提这类话题。但这场“君臣互演”,恰恰印证了两人之间的默契:刘秀知道朱祜的忠心,朱祜也懂得刘秀的隐忍,这份不掺杂质的信任,成了他们一生君臣相知的根基。
仁厚安抚
作为开国功臣,朱祜的战功不算最耀眼,却足够扎实,更难得的是,他的“战功”里,没有血腥的屠戮,只有仁厚的安抚。跟随刘秀征讨河北时,朱祜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力战陷阵,凭借战功被封为偏将军、安阳侯;刘秀称帝后,他被拜为建义大将军,更封堵阳侯,奉命平定四方割据势力,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朱祜的打仗方式,却和当时的将领格格不入。东汉初年,乱世未平,将领们评定军功,大多以“斩获首级”的数量来计算,杀人越多,功劳越大,甚至很多将领为了抢功,会纵容士兵劫掠百姓、屠戮城池。但朱祜却坚决反对此举,他带兵打仗,始终以“攻克城池、安定百姓”为根本,从不计较“首级之功”,反而多次接受敌军投降,善待降卒;同时,他严令禁止士兵劫掠百姓,违者严惩不贷。
这种“仁政治军”的方式,虽然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却遭到了部下的怨恨——士兵们跟着他打仗,不能劫掠财物,又不能靠“杀人数”邀功,自然心生不满。但朱祜始终坚守初心,从未动摇。建武三年,朱祜率军征讨邓奉,在淯阳一战中兵败被俘,沦为邓奉的阶下囚。但让人意外的是,邓奉虽然俘虏了朱祜,却始终不敢伤害他,反而对他礼遇有加。直到第二年,刘秀大军攻破邓奉,邓奉走投无路,竟然赤裸上身,通过朱祜向刘秀投降——能让敌军主帅如此敬重,足以见得朱祜的仁厚之名,早已传遍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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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丰之战
最能体现朱祜仁厚与清醒的,是他平定秦丰的战役。建武四年,朱祜率领将领们接替岑彭,包围了割据黎丘的秦丰,先后击败秦丰的部将张康,斩杀张成,一步步缩小包围圈,将秦丰困在黎丘城中。刘秀亲自前往黎丘督战,派御史中丞李由携带玺书招降秦丰,没想到秦丰出言不逊,坚决不肯投降,刘秀大怒,下令朱祜全力攻城,务必将秦丰擒杀。
但等到朱祜攻破黎丘、秦丰走投无路,带着母亲、妻子、儿女九人肉袒投降时,朱祜却没有按照刘秀的旨意将他当场斩杀,而是接受了他的投降,用囚车将秦丰押往洛阳,交由刘秀处置。此事传到朝堂,大司马吴汉立刻弹劾朱祜,称他“废诏受降,违将帅之任”,请求刘秀治他的罪。要知道,吴汉是刘秀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他的弹劾分量极重,换做其他将领,早已惶恐不安、请罪求饶。
但朱祜却异常平静,他并非故意违抗圣旨,而是深知“杀降不祥”,更不愿再多添杀戮、连累百姓。而刘秀,也早已读懂了朱祜的苦心,不仅没有治他的罪,反而恢复了他的官职,还厚加赏赐。有人说,刘秀是念及发小情谊,才对朱祜格外宽容,但实际上,刘秀看重的,是朱祜身上那份难得的仁厚——乱世之中,能打仗的将领比比皆是,但能心怀百姓、不嗜杀戮的仁将,却寥寥无几。朱祜的“违命”,不是不忠,而是比忠诚更难得的“仁心”。
平定秦丰之后,朱祜又率军击败延岑的余党,平定阴、酇、筑阳三县,随后屯兵南行唐,抵御匈奴,守护东汉的北方边境,每到一处,都致力于安抚百姓、恢复生产,留下了“仁将”的美名。建武十三年,天下基本平定,刘秀大封功臣,朱祜被增封食邑,定封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户。此时的朱祜,手握重兵、身居高位,却没有丝毫骄傲自满,反而更加清醒。
安享晚年
建武十五年,朱祜主动前往京师洛阳,向刘秀上交了大将军的印绶,请求辞去兵权,留京奉朝请,安享晚年。在功臣们纷纷争权夺利、贪恋富贵的时候,朱祜的主动交权,显得格外“不合群”。但这恰恰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也明白乱世需要武将,盛世需要文治,如今天下太平,自己手握重兵,难免会引起刘秀的猜忌,与其等到被猜忌、被清算,不如主动退一步,保全自己,也保全君臣情谊。
更难得的是,朱祜退居朝堂之后,并没有闲居度日,反而依旧心怀国事,敢于直言进谏。他上奏刘秀,称古代大臣受封,从来没有被封为王爵的,请求刘秀将各位诸侯王改为公爵,以符合经典礼制;随后,他又上奏,建议废除三公官职中的“大”字,遵循儒家经典的规制。刘秀深知朱祜的建议有理,也明白他的一片忠心,当即采纳了他的所有提议,可见对他的信任和敬重。
刘秀对朱祜的亲近,从来都不止于“发小情谊”,更源于对他品性的认可。早年,朱祜在长安求学,刘秀特意前往探望他,可朱祜没有先招待刘秀、寒暄叙旧,反而先去了讲舍听课,丝毫没有因为刘秀的到来而怠慢学业。后来,刘秀登基称帝,驾临朱祜的府邸,还笑着调侃他:“主人今天不会又丢下我,去讲舍听课了吧?”看似玩笑的话语里,满是君臣之间的亲昵与默契。刘秀还常常想起当年在长安,和朱祜一起买蜜合药的往事,特意赏赐朱祜白蜜一石,问道:“如今的蜜,和当年我们在长安一起买的,相比之下怎么样?”这份细致入微的关怀,在刘秀的众多功臣中,独一无二。
建武二十四年,朱祜病逝,走完了他通透而圆满的一生。他的儿子朱商继承了他的爵位,后世子孙也得以世代承袭,直到永初七年,邓太后还下诏绍封朱祜的曾孙朱冲为鬲侯,延续了朱祜一脉的荣光。纵观东汉云台二十八将,有人功高震主而被猜忌,有人晚年失势而郁郁而终,唯有朱祜,凭借着仁厚的品性、清醒的头脑和通透的进退,既赢得了皇帝的信任、百姓的爱戴,也保全了自己和家族的荣光。
身处乱世,或许身不由己,但是乱世守底线,会福泽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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