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刚抵陆，岛内民调变天，赖清德支持率惊人，我大使一锤定音

现在看来，收复台湾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国民党贵客刚刚来到大陆，岛内民调变天，赖清德支持率惊人。

随后，我驻澳洲大使一锤定音，岛内顽固分子破防了。

倘若要评选近期最让“台独”分子感到透骨寒意的时刻，绝非某一次军演轰鸣的震慑，而是肖千大使在澳大利亚那场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藏雷霆的表态。

事情的起点并不复杂，2月2日，萧旭岑率领约40人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京，从公开释放的信息来看，这趟行程刻意淡化政治色彩，强调智库交流、技术合作和务实层面的沟通，几乎可以说是在竭力回避任何可能被解读为“政治表态”的内容。

动机并不难理解，在当前高度对立的氛围下，国民党希望至少保留一条沟通渠道，为已经结冰的两岸关系撬开一道缝隙，这是一种风险极高、但成本相对可控的尝试。

就在代表团尚未结束行程之际，台北方面给出的反馈却异常明确，而且完全以“数字”的形式呈现。

多家岛内媒体几乎同步滚动发布赖清德最新的民调信任度数据，46.9%的支持率不仅没有下滑，反而超过了不信任度的43.3%，形成了所谓的“黄金交叉”。

在一个被不断渲染为“高度危险”的年份里，这样的结果本身就足够反常，按常理推断，紧张局势应当促使社会对缓和、对稳定产生更强烈的需求，但现实却呈现出相反的走向。

这种反差并非偶然，而是长期运作的结果。民进党当局已经将“恐惧动员”发展成一套成熟机制，从舆论预警、安全提示到侧翼媒体的同步放大，几乎形成了即时反应链条。

与大陆有关的任何交流行为，都会被迅速贴上“渗透”“统战”的标签，在舆论场中被反复放大。

久而久之，社会内部逐渐形成一种扭曲的安全认知：对抗本身被等同于安全，距离越远、言辞越激烈，反而越被视为自保手段。

这种逻辑在外部看来近乎自相矛盾，却在封闭的信息环境中被不断强化。

相较之下，主张维持沟通、强调“九二共识”和民生优先的国民党内部路线，则在民调中持续承压。

结果是，试图扮演两岸缓冲角色的力量，反而在蓝绿夹击中被迅速压缩，在这种背景下，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浮出水面，那就是民众党及黄国昌的角色变化。

对一名政治人物而言，无法前往大陆或香港，本应被视为处理两岸事务的明显短板，但这一限制却被重新包装为“立场证明”。

通过强调“被封锁”的状态，并将其转化为“坚持原则”的象征，相关政治叙事成功吸引了部分年轻选民的注意力。

“棋子论”“生存指南”等说法被不断抛出，本质上是在向社会兜售一种高度功利化、低成本的避险心态，而非解决问题的路径。

这种政治生态最终带来的，是激励机制的彻底倒置。推动交流的声音被迅速污名化，支持率随之下滑；强调对抗、不断拉高紧张感的表态，却在民调中获得正反馈。

理性讨论被边缘化，极端口号成为舆论场中最具传播力的内容，于是，一边是有人谨慎地尝试修复关系，另一边却在不断加码风险，而社会情绪反而为后者鼓掌。

如果把视角仅限于岛内政治操作，这套逻辑或许还能自洽，但一旦放到更高层级的法理框架中，就会显得异常脆弱。

长期以来，一些岛内政治人物试图在“既居住于此、又否认主权归属”的矛盾状态中反复操作，幻想通过模糊空间换取最大利益。

但从国际法角度看，这种“豪宅博弈”并不存在现实基础。个人或群体可以拥有不同的身份认同，但这种认同并不能改变土地的法理归属，更不能通过内部投票重新定义主权。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所谓“2300万人决定论”被直接否定，涉及领土和主权的问题，本质上是二战后国际秩序所确立的结果，而非地区内部政治动员可以左右的事项。

民调、选举和舆论操作，最多只能影响岛内权力分配，却无法改变既定的法理框架。

回到现实，当短期民调被不断抬高，是否真的意味着安全感的增加，反而值得警惕。政治操作可以制造上升曲线，却无法消除结构性风险。

当对抗被当作唯一选项，空间只会被进一步压缩，法理层面的信号已经十分明确，而时间并不会因为岛内的犹豫而放慢脚步。

等到真正需要面对结果时，曾经的支持率高低，恐怕早已失去意义，真正留下的，只会是那些无法回避的历史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