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国军少将莫雄即将被处决，主席：立即释放，再给他安排工作

1951年3月12日清晨，英德县看守所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薄雾里传来几声拖长的军靴踏地声。押解名单第一位，正是已经被剥去军衔、双臂反绑的莫雄。袖口被粗绳勒得泛青，他却不断回头，像是在等一个迟到的回音。几位民兵低声议论：“听说此人当过国军少将，还跟蒋介石是老相识。”另一人撇嘴：“国民党余孽，死有余辜。”枪栓拉开，金属撞针发出的清脆声响在潮湿空气里显得格外刺耳。

行刑队列刚刚列队完毕，一骑快马卷起尘土冲进操场。年轻军官挥舞着盖着红章的公文，高声喊道：“奉中央军委令，立即停止处决！”呼吸急促间，他又补上一句，“毛主席要人活着。”人群骚动，惊疑不定。被按跪在沙地上的莫雄微微仰头，眼中浮现一闪而逝的光亮，这一刻，他知道自己赌赢了——不是赌命，而是赌那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没有忘记当年的嘱托。

时间得倒回到四十二年前。1909年，16岁的莫雄还只是广州石室书院的一名穷学生。教堂钟声外，他第一次听同窗议论“同盟会”与“驱除鞑虏”的口号。少年血气上涌，他攥着纸片上的“革命”二字，暗下决心要闯出一番事业。几年后，他果真加入同盟会，拿起大刀排枪，在南方起义的硝烟中摸爬滚打。

1922年夏天的江西吉安，莫雄已是粤军第四独立团营长。那一夜，他接到一封火急电报：二军总参谋长蒋介石被土匪包围求救。莫雄翻身上马，只带不足一个营就连夜奔袭。枪声、马蹄声、喊杀声交织，天亮时才把蒋介石从困境里拖了出来。蒋事后口口声声称他为“救命恩人”。谁也想不到，正是这份情分，使莫雄得以在国民政府里步步高升，同时也令他后来暗渡陈仓有了天然掩护。

1925年春，孙中山溘然长逝。权力真空里，蒋介石迅速扭转方向，清洗异己。跟随了自己十余年的老部下也难保性命。莫雄虽侥幸未被处决，却被褫夺兵权，闲置上海。就在这段失意岁月，他结识了共产党员刘哑佛。夜色深处，两人靠窗低声交流。刘哑佛说：“蒋介石跟孙先生已经不是一条路，你若真想救中国，就要换条走法。”莫雄沉默良久，握了握对方的手，“我明白了。”

1930年，李克农在上海秘密会面莫雄。文件只有一句核心意见：暂缓公开入党，利用原有军政网络，搜集情报。莫雄点头：“身在其位，总得做点有用的事。”同年冬，他被安排出任江西德安“剿共”司令，这顶帽子看似威风，实则给了他贴近中央红军的绝佳机会。他迅速在德安、瑞昌一线布下秘密交通网，电文、药品、粮票甚至担架，都悄悄流向红军根据地。

1934年9月，庐山会议结束，代号“铁桶”的第五次围剿方案在蒋介石书桌上敲定。莫雄身着笔挺军装旁听全程，心里却像被铁锤敲击。会后夜半，他把十几页绝密计划塞进军靴底，连夜赶往南昌，交给联络人项与年：“传过去！越快越好！”一个月后，中央决定战略大转移。若没有这份提前送达的情报，十万红军能否突出重围，恐怕难有今天的话语权。

情报泄露引来暴风。蒋介石气急败坏，下令彻查。莫雄虽自觉掩饰得体，终究难逃嫌疑，1935年被关进南京老虎桥。他冷笑：“国之将亡，匹夫岂能独全？”两年后靠杨永泰求情才被释，但已再无用武之地。抗战爆发后，他以地方联络员身份继续帮助地下党，掩护百余人脱险。1948年春，一纸密令将他列入“黑名单”，他被迫转赴香港隐藏。

1949年10月，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就在当天深夜，毛泽东把南下大军总司令叶剑英唤到身边，郑重提起一个名字：“莫雄。无论人在哪里，都要把他找回来。”叶剑英当即表态：“保证完成任务。”几个月后，情报人员在九龙闹市的一间茶楼里发现了鬓白的莫雄。老人听完来意，久久无语，只将茶盏轻轻合上，“我还活着就好。”

回到广州后，他被安置在市军管会担任参事，专责整理旧国民党档案。身份却始终保密。谁料1951年初，土改运动翻查旧卷宗，发现“莫雄——前国军少将”字样，一时哗然。批斗会连开三场，他被扣上“刽子手”帽子。面对怒目而视的群众，莫雄咬紧后槽牙，一个字不辩。守口如瓶，也是地下工作最后的纪律。直到那封由广州军区转来的电报拍上县政府桌角——毛主席的亲笔批示：“莫雄同志有功于党，应即释放。”

尘埃落定后，军区干部向群众解释来龙去脉。有人低头默然，有人红着脸悄悄散去。莫雄却只是摆摆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乡亲不知情，也怪不得谁。”他回到工作岗位，从残破卷宗里找出一份份日记、电报，梳理敌后战线的无名故事。有人劝他出书立传，他笑答：“到点了，自有后人写。”

1980年11月14日，广州冬雨。莫雄在医院安静辞世，终年八十九岁。病榻旁，他最珍视的仍是那枚已经起皱的、印着“中央军委”字样的准出证明——当年英德刑场救命的那张纸。盖红章的地方早已泛黄，却依旧能看清那一句简短批示：立即释放，并安排工作。

岁月翻卷，档案室的尘埃落下又被拂起。老胶片里，莫雄始终身着深色中山装，面带微笑。如今回看，那双曾经紧盯刑场路口的眼睛，见证了风雨半生，也静待着后人把隐秘功绩写进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