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酒后失言：我不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

2002年4月的一个傍晚，京沪高速公路上灯火延绵。72岁的左志超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下大巴，脚尖触碰到阔别多年的江苏兴化土地时，他的肩膀忽然轻颤，像是卸下一副无形的担子。村里的晚风仍旧带着稻草和河沟的湿意，时间却已过去半个世纪，这一刻让人恍如隔世。

乡亲们听说“老左”从台湾回来，早早在祠堂外支起圆桌。土灶烧着柴，热腾腾的蒸汽和劈啪作响的柴火声，把记忆唤得滚烫。左志超坐在正席，身旁是第一次回大陆的长女左惠敏。她望着父亲周身忙碌的乡亲，忍不住低声说：“爸，这里的人对咱这么热情，你想家想得很吧？”老人只是抿嘴一笑，目光穿过灯火，看向黑黢黢的村口。

三杯黄酒下肚，老兵的眼眶被酒意与乡愁一并熏红。他抓住女儿的手，声音却突然低下去：“闺女，有句话憋了几十年，我今天必须说出来。”四周瞬间静了，连蒲扇都停在半空，“我在台湾当兵多年，可我打从心眼里就不是国民党的人——我本来就是共产党。”

一句轻飘飘的话语，让饭桌上的碗筷都顿住。女儿愣住：“爸，您开玩笑吧？我们在台湾从没听您提起过。”老人摆摆手，示意她别慌，继而缓缓拉开了半生沉埋的帷幕。

左志超生于1930年。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的那个月，他跟着父亲去县城卖鱼，第一次见到日军坦克驶进街口。七岁孩子的记忆往往是气味——煤油、焦土和那股难闻的炮烟。家庭原本靠小船贩卖淡水鱼，战火一来，生计断了，日子勒得人透不过气。

1942年初夏，他被伪军在集市抓壮丁。十二岁少年拼命反抗，脱口一句“有枪就先打你们汉奸”，换来一通重棍。半夜里，他拖着伤腿翻墙逃跑，躲在家中地窖半个多月，才得以脱身。那段黑暗的地窖生活，家里仅能靠一碗稀粥吊命，却也让他下定决心：要找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

同年深秋，传来新四军进入兴化的消息。带队的正是苏中四分区二支队。左志超趁夜投奔，在破旧的瓦房里立誓参军。那时他只有一张稚气未退的脸，却早已见惯生离死别。三年游击、两次负伤、一次险些被俘，他靠着一股“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劲，一步步成长为侦察排的骨干。

1949年5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19岁的左志超随三野大军南下。他握着装满口粮的布袋，对战友笑言：“这次可真要打到海里去。”不久，登陆金门的作战命令下达，他带着二十来号战士，夜色里乘木帆船抢滩，甫一靠岸便遭遇对方猛烈火力。后继船只因风急浪高未能及时接应，前沿小分队被生生截成孤岛。拼杀到最后，左志超胸口中弹，被击晕在滩头。

醒来时，他已躺在国民党野战医院的行军床上。搜身的人在他贴身口袋里只摸到一张被嚼烂的纸片，辨不出字迹。那原是一张党证。审讯官不信他是普通士兵，连夜上刑，想从这个硬骨头嘴里掏出更多情报。左志超咬定自己是被抓壮丁，“不识几个字，只会打枪”。刑具换了几拨，还是没撬开。1949年年底，大批战俘被押往台湾，左志超也在人群之列。

岛上的头几年，枪声仍旧响个不停，操演、备战、挖战壕，喊的都是“反攻大陆”。为了洗脑，军中常放纪录片，指着银幕上五星红旗的影子，高呼“共匪”。面对反复动员，他一声不吭，心底却暗暗记着：总有一天还要回去。1956年，台湾当局开始甄别所谓“共谍”，稍有嫌疑即遭清洗。为自保，他几乎与任何政治议论绝缘，甚至把名字改写成了“左志钊”，把往昔一剪刀割断。

1966年，因国民政府财政窘迫，部队大裁。36岁的左志钊脱下军装，进入高雄前镇一家炼钢厂。高温炉火与轰鸣机床，掩盖了太多秘密。“给家人一个安稳生活”，成了他坚持的唯一目标。两年后，他与工厂里的陈秀贞结婚，相继得了两个女儿。那段岁月，他在每月薪水被发下时，都会悄悄抽出一小笔，寄给兴化的老家，却从不落款，让父母以为是公家补贴。

对岸在1979年1月1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邀请台胞回乡探亲，后来1987年台当局开放老兵返乡，这才为他的归途点亮了微弱灯盏。然而，身份的枷锁仍在。他担心海峡两头的风向骤变，家人受累，只能一次次把返乡申请压在抽屉。转眼到了2000年，岛内政权首次更迭，紧张与试探交织，他却忽然萌生“再不回就走不动了”的焦虑，于是借着厂里退休的档口，终于办妥手续。

这才有了2002年的归乡酒席。席间，左志超的告白如同石子投湖，溅起涟漪。女儿不解，他却笑得坦然：“当年要是没失陷金门，也许早在地方政府站岗放哨了。可命就是这样，走错一步不能回头，只能忍着，把心里的那面红旗擦得亮一点。”

村里年事已高的老支前大娘忽然拍腿：“我记得你！那年渡口上，你背着担架，额头缠绷带，跟我们要水喝。”老兵的眼眶瞬间湿热，多年尘封的往事，被老人家一句话揭开。饭桌上的年轻人听得入神，才第一次知道面前这位沉默寡言的“台湾亲戚”，竟曾在苏中纵横枪林弹雨。

酒席散后，月光洒在空荡的祠堂里，左志超摸着墙上新刻的烈士名录，手指一下一下地掠过熟悉的姓氏。那些并肩战斗却再没见面的战友，永远停在了二十岁。而他带着秘密苟活，对此心存歉疚。夜沉人静，他对女儿轻声说：“别替我难过，我没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活着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们，哪边是家。”

此行结束前，他来到县人武部，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真实履历。工作人员翻阅当年的编制材料，果然找到了“左志超”三个字，备注“金门失联”。一纸报告报到省里，又递到北京。组织部门复核后，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党籍为他恢复原状，同时叮嘱严守机密，免招不必要的风波。

左志超没有争取抚恤，也谢绝了安排。他只是带着女儿逐一拜祭先烈，替故去的同袍献上一炷香。临别时，他把当年的半截子党证碎片交给乡干部：“这东西在我胃里滚了几十年，开刀取出来的。你们替我保存，它该回到该去的地方。”

数日后，他和女儿再次登机。舷窗外云海翻腾，女儿忽然问：“爸，您心里还有遗憾吗？”老人沉默良久，淡淡吐出一句：“活着就好。”话音刚落，他掏出一块早已泛黄的军用怀表，拨正指针，让它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