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因何而死？老首长徐向前：他是好人，应该平反

1955年9月27日的北京，军容整肃，授衔典礼在即。走廊里挂着一份份印满名字的花名册，有人突然感慨：“要是李特还在，也许今天他就在这张名单上。”几位经历过西路军岁月的老兵听罢，默默点头。这句不经意的话，把人们带回二十年前那段浓雾般的历史。

1936年6月，河西走廊，风沙刮得睁不开眼。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被迫折回北上。队伍里，新任参谋长李特骑着枣骝马，频频摊开地图，试图在苍茫戈壁上找到一条通往陕甘的生路。那年他三十四岁，历尽围剿，却仍满怀坚毅。可谁能料到，这位久历风雨的安徽霍邱人，只剩下一年多的寿数。

李特早年叫徐克勋，1902年生。19岁进唐山路矿学堂，短短三年，因领导罢工见血性，被党组织看中。1924年东渡莫斯科学习，次年入党，再赴列宁格勒军政大学深造。读书勤奋，俄语流利，同班同学中有后来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1929年冬，他在列宁格勒毕业，带着沙俄军事地图回国。

1931年，他已是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枪林弹雨里救过多少战友的命。部下说他“能吃苦，睡地铺如家常”，对伤员常留一口干粮。可在组织路线问题上，这位自恃学养的参谋长却走岔了路——他认死理，认为张国焘的“川康建国”更合符战略。迷信错了对象，日后酿成大祸。

有意思的是，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矛盾最尖锐的一幕，竟在甘孜以东那所临时“红军大学”前爆发。1935年10月的黎明，灰雾笼着山谷。彭德怀率三军团护送中央北上，突然发现山道尽头红大列队横亘，校门口的正是李特。摘下驳壳枪，他拦住去路，怒喝：“逃什么？你们想把革命带进绝境去？”一句话点燃火药桶。彭德怀反唇相讥，手臂一抬，枪口对准李特。双方哨兵早已推弹上膛，号声四起。紧张得能割裂空气。毛泽东从小山坡上急匆匆赶来，“别吵了，北上抗日是决议，谁也拦不住。”彭德怀朝李特冷哼一声，这才带兵前行。冲突平息，恩怨却埋下。

南北之争没有赢家。四方面军南下吃尽苦头，半年内折损惨重。1936年9月，张国焘被迫接受中央指示北返。仍在行军的李特埋头制订行程表，夜里借着牛油灯改作战计划，眼圈熏得漆黑。部下笑他“地图参谋”，他自嘲：“走出去就有路。”谁知命运却将路截断。

同年12月，西路军组建，李先念任军政委员会委员，李特仍是参谋长。两万余人握着半旧的汉阳造，顶风冒雪穿越河西走廊。敌骑三面围堵，黄沙埋掉辎重，也掩埋了无线电台。通电延安，石沉大漠。推测不如耳闻，指挥部靠骑兵斥候探路，西行计划渐成豪赌。高台、倪家营、倭滩……每一次冲突都血痕斑斑。西路军折损殆尽时，只剩千余人。

1937年3月，李先念与李特率残部四百余人翻越祁连，抵达肃北，再辗转至迪化。天山脚下，他们搭起草棚，埋锅造饭，自嘲“开荒立屯也是革命”。就在这荒凉边城，命运第二次翻脸。王明携康生途经新疆，自诩代表莫斯科。短暂接触后，他认定李特、黄超等人“有托派嫌疑”，当即下令逮捕。

夜半时分，迪化警备司令部里灯火通明。木门一开，警卫推着李特进来。康生冷冷一句：“承认吧，省得吃苦头。”李特直视对方，只说了六个字：“我是红军参谋长。”审讯词据无存，枪声却在冬夜里格外刺耳。1938年初，他与数名同志被秘密处决，年仅36岁。

许多人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听说此事。张国焘听到风声，面色铁青，他嘶哑着嗓子埋怨王明：“连李特都杀，岂不助了敌人？”王明冷淡回应：“托派，罪有应得。”对话就此终止。其后不久，张国焘离开延安，史书翻过新页，旧账被尘封。

新中国成立后，曾与李特并肩浴血的徐向前、李先念、宋侃夫等老同志陆续谈到此案。他们的共同回忆是：“这人办事周到，性情刚烈，却懂分寸。”徐向前对军史研究人员直言：“此人虽有路线错误，但焉能以托派名义杀之？当予平反。”那句话掷地有声，却一拖再拖。直到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历史做到自我纠偏的时刻终于来到。

1998年8月31日，总政治部批复，将李特追认为革命烈士。文件中写道，李特“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及长征、西路军作战中贡献突出，经受严峻考验。”没有一句空洞颂词，却替他洗刷了半个世纪的尘埃。

回想他的一生：青年留洋，壮年披甲，三易战区，两度改名，一腔热血未冷却便长眠西域。那些曾经跟他同甘共苦的老战友早已耄耋，听到平反决定，神情各异。有人抚案长叹：“迟来的正义，总算来了。”李先念在谈起旧事时只说：“他不是反革命。”语气简短，却沉甸甸。

历史不会忘记任何一笔付出。李特的命运提醒后人，政治斗争的暗流常常比枪林弹雨更凶险；也告诉后来的将士，立场与人格并非易事，忠诚与是非尤须审慎。那张缺席于1955年授衔仪式的名单，如今在记忆里补上了一个名字：李特，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