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摇篮到紫袍：揭秘大宋官二代的成长之路

一、襁褓中的五品官

想象这样一个画面：

天圣年间，汴京城里某个高门大院内，襁褓中的婴儿尚在啼哭，乳母怀抱着他，门外的传旨太监已踏雪而来。黄绢诏书上墨迹未干——这刚满月的婴儿，已是大宋的"承务郎"了。

这不是天方夜谭。

这是宋代"恩荫"制度的日常。

所谓恩荫，即朝廷高级官员凭借特权，将官职像传家宝一样"遗传"给子孙、亲属，甚至门客、医人、亲校。在宋代，做官不必寒窗苦读，不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只要你爹够高，衙门里的位子就给你留着。

这制度古已有之。汉有"任子"，唐有"门荫"。但到了大宋，这门"手艺"被发扬到了极致。

极致到什么程度？

极致到"一人入仕，子孙亲族俱可得官"。极致到宰相去世，门客医人皆沾雨露。极致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还在玩骑竹马的孩子，已腰悬官印，跻身朝列了。

这不是特权，这是制度化的特权泛滥。

二、等级森严的"荫庇菜单"

宋代的恩荫，是一张精确的等级表。

文臣到了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这个级别，他的荫补对象包括：子孙、期亲（服丧一年的亲属）、大功以下亲（服丧九个月至三个月的亲属）、异姓亲，甚至门客。

太子太师到保和殿大学士，稍逊一筹，可荫至异姓亲，但没了门客名额。

中大夫到中散大夫，再降一等，只能荫小功以下亲，异姓亲无缘染指。

武臣依此递减。

这还只是"基础套餐"。

真正的盛宴，在于"机会窗口"之多，令人咋舌。

南郊大礼，皇帝祭天，普天同庆，宰相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诞圣节，皇帝过生日，又是批量生产官二代的好时机。太子太师到谏议大夫，可荫本宗一人；寺监长官到左右司谏，可荫子或孙一人。

但这还不够。

致仕荫补：退休也是生产力。曾任宰相的，荫三人；曾任三少（少师、少傅、少保）及侍御史的，荫一人。

遗表荫补：临终上表，最后一次为家族谋福利。宰相和现任三少使相，可荫五人；执政官到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

算一笔账。

一个典型的宋代宰执，在位时每逢大礼可荫四人。假设他在位十年，遇到两次大礼、两次诞圣节，这就是十六个官职。退休时荫三人。临终遗表再荫五人。二十四个官职，就这么凭空变出来了。

这二十四个官职，不是虚衔，是实打实的俸禄、特权、社会地位。

这还仅仅是"定例"。

三、特恩：制度之外的洪水

定例已够惊人，特恩更是决堤之水。

什么叫特恩？就是皇帝一拍脑袋，法外开恩。

天圣年间，仁宗下诏：五代时期三品以上官员的告身（任命状）如果还保存着，子孙可以凭此恩荫做官。

前朝的旧纸，竟成了本朝的官印。

明道年间，又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的子孙。人死了多年，荫庇仍在传递。

更荒唐的是"入贺授官"。新天子即位，各地监司郡守派遣亲属入朝祝贺，也能捞个官职。《司马旦传》里记了一笔，说的就是这事。

这已完全超出了"恩荫"的范畴，成了公开的权力寻租。

而功臣去世，更是盛大的分肥现场。

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二十余人！一场葬礼，曹家多了二十多个五品、六品、七品官。

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

他们凭什么？

凭的是"以功臣加荫"的潜规则。功是太祖、太宗朝立的，荫是子孙世代享的。这买卖，太划算了。

优眷之荫，同样泛滥。

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女婿苏邛、妻兄之子朱涛，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数十人。诸子服丧期满，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亲信二十余人。

一死而数十人升官，一葬而满门朱紫。

死事之荫，本是优恤，却也成了漏洞。

郭遵战殁，官其四子，连出家为尼的女儿都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王珪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

徐家一门十二官，徐禧若地下有知，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四、童龀受俸：荒诞的制度细节

恩荫之滥，不仅在于人数多，更在于起点低，年龄小。

范仲淹曾上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

这揭露出一个真相：在范仲淹上奏之前，官员甫一上任，即可荫子。今天上任，明天就能给儿子要个官职。任期长短？不重要。政绩如何？无所谓。只要坐到这个位子上，权力立即变现。

阎日新的奏疏更触目惊心：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

童龀，就是换牙的年纪，七八岁，甚至更小。孩子还在吃奶，已在领五品官的俸禄了。阎日新建议：二十岁以上始给俸。

《职官志》记载后来的修正制度：荫嫡子孙不限年（嫡长子随时可荫），诸子孙须年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但这只是"续定之制"，是打了补丁后的妥协。嫡长子依旧不限年，意味着襁褓婴儿仍可为官。

龚茂良算过一笔账：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

甫荫即给俸。一授官，工资立即发放。朝廷的财政，就这样被成千上万的"儿童官"掏空。

朱胜非引宣和年间谏官之论，描绘了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

荷囊，即官员腰间的袋子，用来装印绶、笔记本。骑着竹马的孩子，已腰悬官袋，行走朝堂了。

这不仅是对公平的践踏，更是对官僚体系专业性的嘲讽。

更可怕的是，恩荫可以买卖。

金安节上疏直指：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

高赀，即高价。异姓亲通过恩荫获得官职，随即转手卖给豪商巨贾。官职成了商品，恩荫成了生意。朝廷的任命状，在市面上流通，明码标价。

熙宁初，神宗不得不下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的通判，必须从中书选授，不得以恩例奏补。

这反过来说明，其他州的通判，都是可以靠恩荫补任的。一州通判，朝廷命官，竟可通过"关系户"直接空降。

五、杯水车薪的改革

面对这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并非无人察觉危机。

范仲淹看到了，所以要设三年之限。阎日新看到了，所以要定年龄之限。金安节看到了，所以要禁异姓之荫。

朝廷也不是完全没有动作。

神宗下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

孝宗下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

宫观官，是宋代安置闲散官员的闲职，俸禄照发，不用上班。终身任宫观者不得荫子，这看似是个限制。

但细看这些改革，不过是杯水车薪。

七十岁才限制，而宋代官员致仕年龄本就模糊。三岁一人改为六岁一人，只是拉长了生产周期，并未取消生产线。终身宫观者不得荫子，但普通宫观者仍可荫子。

更关键的是，这些限制只针对"定例"。

特恩呢？大礼、诞圣、致仕、遗表、功臣、优眷、死事——这些才是恩荫的大头。而这些，全凭皇帝一张嘴，制度管不着。

所以，虽有"略为撙节"，但"所减损究亦有限"。

六、竭民力以养冗员：一个帝国的慢性自杀

为什么宋代恩荫如此泛滥？

表面看，是皇恩浩荡，是优礼士大夫。深层看，这是赵宋皇室与士大夫集团的政治交易。

"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是空话。皇室用官职换取士人的忠诚，用特权换取地方的稳定。恩荫是粘合剂，是利益输送的合法渠道。

但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开幸进之门"。当官不再靠才能，靠出身。官僚体系不再选拔精英，而成了利益均沾的俱乐部。

代价是"耗无穷之经费"。成千上万的儿童官、婴儿官，不做事，只拿钱。财政窟窿越来越大，最终转嫁到百姓头上。

代价是"竭民力以养冗员"。一个五品官的俸禄，可能抵得上百户农家的年收入。大宋的良田，大宋的商税，大宋的民脂民膏，就这样养活了那些"尚从竹马之行"的官二代、官三代。

这不是国家的长计。

这是帝国的慢性自杀。

宋代积贫积弱，冗官冗费是重要病因。而恩荫制度，正是制造冗官的流水线。从太祖、太宗到徽宗、钦宗，这条流水线运转了三百年，生产了数不胜数的"竹马郎君"、"襁褓承务"。

他们占据着位子，消耗着资源，堵塞着真正人才的上升通道。等到金兵南下，这些靠荫庇得来的官员，大多不堪一击。

毕竟，从摇篮到紫袍的捷径，走惯了的人，是跑不动沙场的。

后记：文中提到的曹彬、李继隆、王旦等人均为北宋前期重臣，恩荫案例皆出自《宋史·职官志》及诸人本传。宋代恩荫制度确实极为复杂，本文所述"大礼""诞圣""致仕""遗表"等类别均有详细法令规定，非凭空杜撰。但具体数字（如曹彬门客二十余人）在不同史料中或有出入，读者若深究，建议核对《宋史》原文及《宋会要辑稿·职官》部分。所谓"竹马荷囊"之喻，出自朱胜非引宣和谏官之论，极言其早，非实指儿童真穿官服上朝——不过，宋代恩荫之滥，实与此比喻相去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