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各兵团司令，初上朝鲜都易轻敌犯错，唯有一员猛将避开此坑

1951年初，朝鲜。

当几乎所有志愿军高级指挥员都在琢磨怎么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时，第十九兵团的司令员杨得志，却在琢磨怎么才能不打。

这种想法，在当时那股席卷全军的胜利气氛里，简直就是异端。

从鸭绿江边到前线指挥部，人人嘴里念叨的都是怎么包抄、怎么穿插、怎么把美国人赶下海。

第十三兵团司令邓华把目标定为吃掉美军一个整师；刚从国内赶来的第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更是拍着胸脯保证要抓五千个俘虏。

只有杨得志，闷在颠簸的火车里，对着地图一看就是大半天，连根烟都不抽。

警卫员看着他那张比窗外夜色还沉的脸，心里直犯嘀咕，这位在华北战场上打得虎虎生风的“杨拳头”，怎么一到朝鲜，拳头就攥不紧了。

一、两个战场：一个在地图上，一个在脑子里

战争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的事，更是脑子里的事。

可那时候，太多人的脑子还停留在国内。

大家伙儿都觉得，美国兵嘛，装备好，火力猛，但怕死，不会打夜战、近战，只要咱们摸到跟前，发挥“刺刀见红”的老传统，管他什么飞机大炮，照样打得他屁滚尿流。

这种想法，源自于过去二十多年打出来的自信，已经成了一种肌肉记忆。

他们把这场跟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较量，当成了解放战争的延续，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对手的装备更好了点。

第一个从这种幻觉中被惊醒的，就是王近山。

这位绰号“王疯子”的悍将，带着部队刚入朝没多久，就让美国飞机给他结结实实上了一课。

他的车队在一条只能过一辆车的盘山道上，被几架飞机逮个正着。

司机们慌了神，几十辆满载物资的卡车在窄路上挤成一团，有的想掉头，有的想往前冲，车轮子都快碾到悬崖外面去了。

要不是飞行员没带多少炸弹，这几十车人和物资，就直接交代在路上了。

王近山站在山头，看着下面乱成一锅粥的车队，半天没说出话。

他遇到的，不只是飞机。

美军的夜间红外侦察设备，让黑夜不再是志愿军的专属舞台；炮兵用无线电和前沿观察员联动，炮弹落点之精准，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过去那种“白天躲起来，晚上一猛子扎进去”的打法，现在等于是在告诉敌人：“我在这里，快来打我。”

彭德怀总司令在战后总结时，话说得很重：“总想着一口吃个胖子，结果是被人家当胖子给打了。”

就在别的兵团都在研究怎么“吃胖子”的时候，杨得志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不是没打过硬仗，平江起义的老底子，率领的部队在解放战争里硬是啃下了无数硬骨头。

但他知道，过去的功劳簿，在朝鲜这片土地上，可能会变成一本催命符。

二、司令员的“补习班”

杨得志觉得，上战场之前，得先让手下这帮骄兵悍将的脑子转过弯来。

于是，他在自己的兵团里，办了三场特殊的“战前补习班”。

第一堂课，叫“眼见为实”。

他没开动员会，没喊口号，而是把兵团里的军长、师长们，分批派到正在打第四次战役的三十八军和五十军阵地上去，让他们自己去看。

这些人回来后，脸上的表情都变了，带回来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堆让他们后背发凉的数据：美军榴弹炮的射程是我们的两倍，一个炮群一次齐射能覆盖多大面积，他们的摩托化部队一个晚上能机动多远。

这些冰冷的数字，比任何说教都有用，一下子就把很多人心里的那团火给浇得半灭。

第二堂课，是“听觉震撼”。

他把所有团以上干部都集中到一个大坑道里，不开会，不讲话，就让他们听。

听什么？

听兵团司令部截获和记录下来的，美军航空兵夜间袭扰的作战录音。

头顶飞机的呼啸声、炸弹落地的爆炸声、凝固汽油弹燃烧时发出的滋滋声，还有电台里友军被困时声嘶力竭的呼叫…

连续三个晚上，整个坑道里死一般寂静，只有录音机里传出的地狱般的声音。

三天下来，所有人都明白了，没有制空权，就等于脖子上时刻悬着一把刀。

第三堂课，是“算清家底”。

这堂课最繁琐，也最让参谋们头疼。

杨得志亲自抓后勤推演，细到什么程度？

不光是人要吃多少粮食，枪要配多少子弹，他甚至要求把每一匹骡马每天要吃多少斤草料、在不同坡度的山路上能驮多重的东西、能走多远，都算得清清楚楚。

有个年轻参谋私下里嘀咕：“司令员这是打仗还是当会计啊？

哪有这么打仗的？”

闲话很快就传到了杨得志耳朵里。

有人说他是在冀中平原被日本人打怕了，胆子变小了。

面对这些议论，杨得志没发火，只是平静地对政委李志民说了一句：“我不是怕死，我是知道了该怕什么。

我怕的是让战士们死得不明不白。”

他怕的，是拿着国内战争的经验，去打一场闻所未闻的现代化战争。

这种无知，比敌人的炮火更可怕。

三、临津江畔的“纸上屠杀”

杨得志的这份“怕”，最终全部体现在了第五次战役的作战方案上。

十九兵团当面的敌人，是英国皇家第二十九旅，还有美三师和南朝鲜军第一师，在临津江边摆开了一个铁桶阵。

在兵团司令部的沙盘上，杨得志对最初的进攻方案，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屠杀”。

第一个方案，是参谋们根据老经验制定的：三个军并排，像一把宽刃大刀，趁夜色强渡临津江，直插敌人心脏。

方案一摆上来，就被杨得志否了。

理由很简单：目标太大，队形太密集，人家一顿炮火覆盖，江面上就得漂起一层人。

第二个方案，改为重点突破：两翼佯攻，中路集中兵力撕开一个口子。

又被否了。

理由是：佯攻部队要是被敌人黏住，假的就变成真的了，到时候主攻部队还没上去，两翼就先垮了。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

沙盘上的红色箭头，从一开始的豪迈奔放，变得越来越曲折，越来越小心翼翼。

参谋长郑维山陪着他熬了好几个通宵，眼看着一个个“大胆”、“果断”的方案被枪毙，最后拿出来的，是一个听起来特别拗口、毫无气势的打法——“四楔插入加正面小穿插”。

光有方案还不行。

当其他兵团已经开始进行炮火准备时，杨得志的部队却在干一件怪事。

他派出了上百个侦察小组，像撒芝麻一样撒到临津江对岸，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把敌人前沿三公里内，哪个地方有个地堡，哪个山头有挺机枪，甚至连铁丝网有几道，都摸得一清二楚。

然后，工兵们在夜里悄悄下水，在冰冷的江水里，用绳子和木桩，从北岸一直标到南岸，愣是在水下铺出了一条条看不见的“安全通道”。

这种慢吞吞的准备，把兵团里的一些急性子军官给急坏了，好几次跑到指挥部催：“司令员，兄弟部队都打响了，咱们再不动，黄花菜都凉了！”

杨得志只是指着沙盘上密密麻麻的标记，说了一句大白话：“路不熟，闭着眼睛也走不到人家炕头上去。

咱们得先睁着眼睛把路看清楚了，才能闭着眼睛往前冲。”

四、一夜冰火：谁的剧本应验了？

事实证明，这条花了一个星期“看”出来的路，是一条活路。

当十九兵团的战士们顺着水下的绳索，悄无声息地摸过临津江时，对岸的英军阵地突然打出了成片的照明弹，把整个江面照得跟白天一样。

英军的炮群也立刻开始怒吼，炮弹雨点般地砸了过来。

但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大部分炮弹都落在了志愿军身后，在北岸的无人滩涂上炸开一团团火光。

英国人根本没想到，志愿军的进攻出发点，比他们情报里预判的位置，整整靠前了一公里。

就在英军炮兵手忙脚乱调整射击诸元的时候，六十三军的突击队已经像尖刀一样，捅进了英国皇家陆军“格洛斯特营”的阵地。

这个号称“双徽营”的王牌部队，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就被分割包围。

天亮时，战斗基本结束，格洛斯特营成建制被歼灭，这段战斗后来被英国人称为“光荣的格洛斯特”。

杨得志给彭德怀发去的电报却写得极其简单：“我部已于临津江歼敌一营，正按计划向纵深发展。”

就在同一个夜晚，在西线穿插的第三兵团一支部队，却上演了另一幕。

他们打得极其勇猛，突进速度飞快，结果一头扎进了美军预设的“口袋阵”。

一场惨烈的突围战下来，部队伤亡惨重，几百匹驮着弹药和粮食的骡马在炮火中惊散，后续作战能力基本丧失。

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十九兵团这种让他看不懂的“古怪”打法：他们晚上打得凶，追得猛，可天一亮，不等美军反击，自己就主动后撤，就地挖起了工事。

这让美军准备用来反包抄的空降部队（第187空降团），在天上盘旋了半天，愣是找不到一块合适的空降场。

李奇微评价说：“这位中国指挥官打乱了我们习惯的战争节奏。”

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在总结会上没有点名，但话有所指：“有的兵团打成了‘并肩平推’，成了‘送人主义’。”

而对杨得志的十九兵团，他的评价是：“打得比较出色，有智有勇。”

这份信任很快就有了结果。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打响前，彭德怀直接给杨得志打电话，将最关键的阻击任务交给了他。

后来在上甘岭战役最艰苦的阶段，杨得志又被紧急任命为第三兵团代理司令员，去收拾那个最硬的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