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面对六十万大军，垓下之战项羽为何没能上演彭城之战的奇迹？

上次讲了彭城之战，很多读者给到了自己的理解，那么今天这篇讲一下垓下之战。

公元前203年，项羽和刘邦这俩老冤家隔着条运河，都累得够呛。项羽那边，正面被刘邦死死黏在成皋、荥阳一带，侧后方还得时刻提防彭越这个“游击队”专家出来烧粮道、搞破坏，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他手底下最能打的兵，也是人，也会想家，也厌战。

刘邦这边呢，日子也不好过，好几次被项羽打得差点崩盘，老爹老婆都差点丢了。所以俩人心照不宣，画了条鸿沟，西边归汉，东边归楚，算是暂时喘口气。

项羽觉得，终于能带着兄弟们回彭城老家了，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他带着十万大军（这数字比较靠谱，说是十万，连年征战，实际有战斗力的可能就这个数，甚至更少）就开拔了，走的是南路，往固陵方向去。

可刘邦这边，刚签完约，张良和陈平就凑过来了。这俩顶级谋士的话，点醒了刘邦。他们大概意思是：老大，现在天下大半都听咱们的，诸侯都站咱们这边。项羽那小子兵也疲了，粮也快没了，这是老天爷要灭他啊！趁他放松警惕往回走，从背后捅刀子，机不可失！

刘邦这人，你别看他有时候显得无赖，但关键时刻听劝，而且心够狠。什么盟约？那都是擦屁股纸。干！于是，战略追击开始了。这里就能看出刘邦集团核心决策层的厉害：不纠结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在乎一时半会的名声（背约的名声可不好听），眼光死死盯着最终的战略目标——彻底消灭项羽。

这种政治上的冷酷和果决，项羽一辈子都没学会。

刘邦想得挺美，招呼韩信、彭越一起来包饺子。结果呢，韩信和彭越这两位大爷，信没到，人更没到。为啥？心里有小算盘呗。仗打到这份上，韩信已经是齐王，彭越是魏相国（实际控制梁地），都是大军阀了。

他们想的是：我帮你刘邦打天下，我能得着啥实实在在的好处？现在项羽还没死，我手里的兵就是我最大的本钱。刘邦一看这阵势，明白了，光靠画大饼不行了。张良又出主意：想要马儿跑，得给马儿吃草。你把陈县以东到海边都给韩信，把睢阳以北到谷城都给彭越，许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土地，让他们为了自己的地盘去打，这事儿准成。

刘邦咬牙，给！这就是政治手腕，用未来的、广袤的土地（很多还不是他自己的），换眼前最关键的战力。

果然，封赏一到，韩信的齐军、彭越的梁军，加上南边英布（也刚被刘邦封了淮南王）的军队，几路大军呼呼啦啦全动起来了，对项羽形成了战略上的合围态势。

所以你看，垓下之战的起因，表面是刘邦背约偷袭，深层是刘邦用高超的政治交易，整合了所有反对项羽的力量，形成了一张项羽根本逃不掉的天罗地网。

好了，现在项羽发现自己掉坑里了。东撤的路上，灌婴已经拿下了他的老巢彭城，后院起火。南边，英布和刘贾策反了他的大司马周殷，九江地界也丢了。他本来想回楚地重整旗鼓，结果退路被抄，四面八方都是敌人，被迫退到一个叫垓下的地方（现在安徽固镇和灵璧交界那一带）。退到这里，已经是绝地。身后是淮河，眼前是几十万合围的汉军。

这时候，双方兵力对比悬殊。汉军这边，刘邦本部、韩信从齐国带来的精锐（这是绝对主力）、彭越军、英布军，加上后来投降的周殷部队，拧成一股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里说“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这三十万很可能指的是韩信直接指挥的齐军核心主力，加上其他各路诸侯兵，总数说六十万，虽然有夸张，但在兵力上形成绝对优势是肯定的。

楚军呢，司马迁说“可十万”，就是大概十万。这十万人，是项羽最后的、也是最忠诚的核心部队，战斗力极强，但也是疲惫之师，且陷入重围，补给断绝。

重点来了，仗是怎么打的？很多人受演义影响，觉得是韩信直接摆个阵就把项羽灭了。没那么简单。根据《史记》的记载，这场决战布阵很有讲究。韩信亲率前锋主力（中军）正面硬刚项羽；孔藂（孔将军）在左翼，陈贺（费将军）在右翼；刘邦自己坐镇第二线中军；周勃、柴武这些老将作为总预备队在最后。

这是一个典型的、层次分明的决战阵型，攻防兼备，有很强的纵深和弹性。反观项羽，他没什么花哨的阵型，就是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攥成一个拳头，准备靠天下无敌的突击力，直接打穿汉军。

战斗打响。第一回合，韩信的前军主动出击，和项羽正面碰撞。结果，“不利，却”。韩信居然打输了，向后撤退！这太有意思了。以韩信的军事才能和兵力优势，一接触就败退，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真的打不过项羽的正面冲锋，楚军锐气太盛；二是，这根本就是计划的一部分——诱敌。我倾向于后者。

韩信太了解项羽了，知道项羽勇猛，喜欢中央突破，擒贼先擒王。那我就示弱，引你深入我的阵型。果然，项羽见韩信退，大概觉得“兵仙”不过如此，挥军猛攻，试图一举击溃汉军指挥中枢。

就在这时，战局突变。预先部署在两翼的孔藂、陈贺，“纵兵”攻击楚军侧翼。“纵”这个字用得好，就是放开手脚，猛烈出击。楚军正全力向前追击“败退”的韩先锋，侧翼突然遭到生力军的凶狠打击，阵型一下子就被打乱了，攻势必然受挫。

就在楚军陷入混乱、进退失据的瞬间，刚才“败退”的韩信主力，“复乘之”——掉转头，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全面反击。这一下，楚军彻底崩了。所以，垓下的战场决胜，不是简单的以多打少，而是一个经典的“正面诱敌、两翼夹击、主力反击”的战术范例。

韩信把兵力优势转化成了战术上的局部优势，一步一步把项羽引进了陷阱，再一举合拢。项羽的战术思维还停留在巨鹿之战、彭城之战那种依靠超凡个人勇武和部队爆发力直冲敌营的模式，而韩信已经玩起了更复杂的心理战和运动战。这一仗，是“兵形势”遇到“兵权谋”的完败。

仗打输了，被围在垓下营垒里，这才是项羽真正末路的开始。

接下来就是千古传唱的“四面楚歌”。这事儿文学色彩浓，但核心是真的：汉军在夜里唱起了楚地的民歌。这一招太毒了。它不是一个军事行动，而是一个心理核弹。项羽的十万楚军（此时可能已不足十万）大多是江东子弟，离家征战数年，早已思乡情切，厌战情绪弥漫。

深夜里，被重重包围，饥寒交迫，忽然听到四面八方传来熟悉的乡音，他们会怎么想？唯一的结论就是：家乡全被汉军占领了，楚国完了！连老乡都成了汉兵，我们还打什么？军心瞬间土崩瓦解，这不是被刀剑击垮的，是被乡音和绝望摧垮的。

项羽听到歌声，惊怒交加，唱出那首《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他到最后也不认为是自己战略战术有问题，只归咎于“时不利”、“天亡我”。英雄末路，悲壮，但也透着一种致命的固执。他带着八百最忠诚的骑兵连夜突围，不是想逃出生天卷土重来（那时可能已无此念），更像是一种英雄主义式的最后抗争：就算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

后面的故事，乌江自刎，大家都熟。从垓下突围，到阴陵迷路被田父所骗，再到东城二十八骑的“快战”，最后乌江边拒绝渡江。这一段，司马迁写得荡气回肠，文学价值极高。

我们剥开文学渲染，看看里面的实质。项羽的逃亡路线是混乱的，他想回江东，却在阴陵问路时被一个老农指向了沼泽地，耽误了时间。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失尽了人心。在楚地，一个普通农夫都不愿意帮他，可见他的统治基础多么薄弱。他分封不公、坑杀降卒、火烧咸阳、弑杀义帝……这些政治上的败笔，在此刻以最具体的方式回报了他。

到了乌江边，亭长劝他渡江，说江东地方千里，还能称王。项羽笑着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这句话是关键。面子问题，当然是一方面，项羽极度骄傲。但更深层的是，他赖以起家的核心资本——那八千江东子弟兵，已经打光了。就算回去，靠什么东山再起？刘邦会给他时间吗？韩信、彭越、英布这些诸侯会答应吗？那时的江东，是否还能为他提供兵源和资源？

他看不到希望。他的战争模式，极度依赖他个人的勇猛和精锐部队的突击，当这两样资本都耗尽时，他的世界也就崩塌了。

所以，乌江自刎，是骄傲使然，是愧疚使然，更是对现实绝望使然。他的死，为楚汉战争画上了一个充满悲剧英雄色彩的句号。

仗打完了，影响是深远的。首先，直接结果是大一统的汉朝建立。刘邦几乎在项羽咽气的同时，就快马加鞭跑到韩信军营，收了他的兵权。动作之快，堪称政治操作的典范。他太知道兵权的重要性了。

然后，在汜水北岸登基，开创了西汉四百年基业。中国历史从秦末的大混乱、大分裂，重新走向了统一。这个统一的局面，是由垓下之战一锤定音的。

其次，从军事上看，垓下之战是战略追击和围歼战的典范。刘邦集团在战略上坚持“宜将剩勇追穷寇”，毫不松懈；在战术上，韩信灵活运用兵力，诱敌深入，协同作战，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它标志着大规模野战指挥艺术在秦汉之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最后，从历史人物命运的视角看，垓下之战浓缩了刘项二人的全部特质。刘邦：务实、冷血、善用人、能妥协、目标坚定。为了胜利，背约、封地、收兵权，一切手段都可以用。项羽：勇猛、骄傲、重情义（对部下和虞姬）、但政治幼稚、刚愎自用、不善用人。他像一个顶级的战术大师和战场明星，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战略家和政治家。

战争，尤其是这种争夺天下的战争，从来都不只是战场上刀剑的比拼，重点核心一定是政治、经济、人心的综合较量。项羽在战场上赢了无数次，却输掉了最关键的政治和人心这一仗。而刘邦，恰恰相反。

所以，当我一遍遍复盘垓下之战时，我看到的并非一场战役的胜负，这是一条多么清晰的历史分界线。线的一边，是贵族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旧时代；线的另一边，是平民出身的、依靠团队智慧和制度力量的帝国新时代。

项羽的鲜血染红了乌江水，也浇灌出了汉家天下的根基。这大概就是垓下之战，留给后世最沉重也最深刻的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