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5年来新疆兵团，80年被派往国外参加学习交流，从此人生开了挂

文/宋马烈

1965年9月15日，带着年轻人的美好向往与追求，我踏上了西行的列车来到了兵团农六师。

天津市领导倪志福（右一）、吉瑞枝（中）在南开中学亲切接见宋马烈（左一）

我和另外25名同学被分配到准噶尔盆地边缘一个偏僻的小农场--枣园农场。从此掀开了我人生旅途新的一页。

我记得我们乘卡车从师部五家渠出发，在没有路的茫茫戈壁滩上颠簸，头上烈日炎炎，车上尘土飞扬，大家紧闭双眼，屏住呼吸，双手抓紧车厢，只有不到50公里的路程，卡车跑了3个多小时，下车时同学们一个个像从土里挖出来的兵马俑似的，满头满脸厚厚尘土，只看见两只眼睛在眨动，谁是谁都辨认不出来了。

举目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四周到处都是红柳、沙枣和梭梭

生活十分艰苦，住的是地窝子和半地窝子，吃的是粗粮，玉米面占80%，长期吃玉米面，吃得烧心，胃里泛酸水。

新疆冬季很长，没有新鲜蔬菜，尤其在开春时候，土豆、白菜都吃光了，天天都吃在水泥池子里腌的酸白菜。

生活尚且如此，文化生活就更谈不上了，很长时间看不上一场电影。数九寒天，我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捂上大口罩还要穿上毡简，就这样还冻得直跺脚。

但是我们有吃苦的准备，怀着一颗火热的心，要把青春献给祖国边疆。没有房子，我们打土坯、打砖坯、烧砖窑;没有煤炭，我们就上戈壁滩拉梭梭柴。

戈壁滩的烈日把我们晒得不知脱了几层皮，脊背上白一块黑一块。

没有道路，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在零下30摄氏度的天气里破土修路挖防牛沟，十字镐震裂虎口疼得钻心。

为了拉砂改土多积肥，春节不休息，还开展劳动竞赛，推小车拉爬犁，汗水湿透衣衫。

生活虽苦但我们精神充实，劳动虽累但我们心里甘甜。汗水没有白流，我们住上了自己盖的房子，建起了大俱乐部。

为了丰富文化生活，还举办全场文艺会演和篮球比赛。我们这些年轻人让这片沉睡的荒原苏醒了，沸腾了!

我在枣园农场先后当过农工、计工员、班长，干过保管员、统计员、会计;还当过机修工、电工;以后又调到机关机务科当了机务参谋。

领导让干啥就干啥，不论干哪一行我都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把工作干得出色，多次被评为先进 我就像戈壁红柳那样经受住了风霜雨雪的考验，在祖国边疆扎下了根。

我决心实现自己的诺言，为农场建设、为屯垦戍边奉献青春。我庄严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正当我满怀信心踏上理想征程的时候，一封家信给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连队组织基干民兵不让我参加，和我一块活跃在篮球场上的年轻人都去射击训练，我却要留在工房里干活;讨论我的入党申请时各方面都合格，就是因为家庭问题再被搁置;就连个人婚姻问题，女方家人怕受牵连而拒绝......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被深深刺痛。

在逆境中是沉沦下去还是自强不息，经过痛苦思索，我决心不能被家庭的包袱压垮，我要迈开步子继续用坚强和勤奋踏出我的人生之路 我曾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要有理想，更要有实现理想的毅力和勇气，在追求理想的不懈努力中去领略奋斗的乐趣、人生的美好和青春的价值。”

兵团农场机械化程度很高，而且逐步开始电力化。在日常工作实践中，我逐渐感到只凭眼下掌握的这点知识还远远不够，必须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

在深入学习过程中时常涉及外语。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喜欢英语课，成绩也很好。为了让知识更充实更丰富，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英语。

当时社会上有人还在批判“崇洋媚外”，读外文书学外语会惹来“麻烦”。我就找出支边时带来的课本、字典悄悄学。从单词、语法、句型开始进行艰难的攀登。我勤奋好学、努

力工作、积极上进的精神博得了一位姑娘的芳心，我们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家务负担是沉重的，随着子女的出生，家务劳动日益繁多，担水、劈柴、拉柴火、生火、煮饭、带孩子......但是紧张的工作和繁重家务并没有使我的学习停顿下来，我坚信知识一定会有用。

我得到了妻子的理解，她承担了几乎全部家务,给我腾出来更多时间来学习。

1977年，正当我和其他支青一样复习功课、摩拳擦掌准备高考的时候，农场的广播里又播出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中美建交了，国家要从农垦系统选派一批青年农民到美国学习交流，首要条件是要会英语。

农业部在全国农垦系统开始考试选拔。枣园农场只有1个考试名额，通过竞争我于1979年春天赴五家渠参加全师会考。参加全师会考的有50多人，我以优异成绩被六师选送到乌鲁木齐参加农业部组织的全国英语统考。

兵团要从100多名考生中录取9人到上海培训，合格后才能赴美学习，这次考试我又取得了英语和农机专业双优秀的好成绩，并且体检全部合格。

眼看目标就要实现了，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心情反倒特别沉重，因为我知道政审这一关是难以逾越的。

如果我考得不好倒也心安理得，可偏偏成绩优秀，好几关都闯过来了，最后却要被政审淘汰。

我彻夜失眠了。远在库尔勒的父母更焦急万分，因为自己的问题耽误了儿子，他们心急如焚。

真是苍天有眼，和我母亲同样被判刑但已经平反而且官复原职的巴州公安局局长，听说我的事情后立即去巴州法院，州法院专门研究了我母亲的问题，很快平反证书送达农六师政治部。

四月的一天，阳光格外明媚，农场党委书记曾正、政治部主任闫振中把我叫到办公室，兴奋地说:“立刻准备去上海参加赴美培训班!”

并紧握我的手说:"你给咱们农场争光了!"

闫主任还说:“我这个搞政治的咋就弄不明白，说美国不好但为啥人家那么发达。我这辈子也去不了美国，你到美国要把所见所闻真实地记下来，写信寄给我们。”

临行时农场专门开了欢送会，戴上大红花集体合影。那夜我又失眠了。

在上海参加培训的100名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英语教师，他们有深厚的英语基础;也有不少年轻的农业技术人员，他们又有年龄上的优势。

开学第一天农业部领导就向大家公开宣布:“经过一年培训后挑选50名成绩优秀者赴美学习。”

我如同久旱逢甘露的禾苗，在上海外语训练班里拼命汲取营养，样样都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经过整整一年奋力拼搏，期末考试成绩优异被评为优秀学员，颁发了奖状。国际农民协会正式录取我赴美学习。

春节刚过，当通知送达枣园农场时，这个偏僻小农场又一次沸腾了，人们纷纷祝贺。

在赞扬声中我陷入沉思。我对妻子说:"我的人生又掀开崭新的一页，开始新的拼搏了。"

1980年初，赴美学员在北京集中，农业部领导接见了大家，美国大使伍德科克在使馆为我们举办了鸡尾酒会和电影招待会。

经过统一制装、外事纪律和礼仪教育，我们一行49人(一名内蒙古学员在临赴前夕被淘汰了)于3月20日乘波音747飞往大洋彼岸，到达日本东京时100名日本学员与我们汇合同机飞往美国。

到达旧金山的当天，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胡定一夫妇以及旧金山华人社团，在唐人街皇宫大酒店举办了隆重的欢迎宴会。美国很多媒体记者也来争相采访报道中美恢复邦交后首批来美国学习的青年农民。

这是国际农民协会组织的世界各国青年农民交流学习的活动。

我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国际农民协会、约翰迪尔农机公司和威廉斯家庭农场学习、培训和实习，我一直认为兵团的农业机械化是非常先进的，但来到美国亲眼所见感到差距实在太大了。

美国农业已全部机械化、电力化、自动化。农田作业都是大马力宽行距，一台顶我们几台，平整土地使用激光，灌溉是自动控制的喷灌、滴灌、雾灌，植保也全部是飞机喷施。

收获时全部用机械，就连棉花、土豆、西红柿、葡萄也全部机械采收。

我实习的威廉斯农场有1800英亩土地(注:1英亩=6亩)，种植了棉花、小麦、土豆、大蒜，共有18名工人。

这样的规模在兵团按劳动定额配置，至少需要500名职工，每年这个农场产值达180万美元.利润50万美元，人均利润近3万美元。

而我们农场人均利润不足千元人民币，有时还亏损，和人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看到这些我心潮起伏不能平静，国家不改革开放，我们不奋起直追怎么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呢!我更是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

期间，我除了参加国际农民协会组织的尤赛米提国家公园和迪士尼度假外，其余时间都用到了学习、实习、收集资料写实习报告上，每天很晚才休息。

我完成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农场喷灌》《美国家庭农场》，并与他人合作撰写了《美国棉花种植》等文章，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农民协议和约翰迪尔农机公司的培训合格证书。

美国是个花花世界，灯红酒绿，但我从没进过酒吧，跳过舞，每月除开车去超市购买一周食品及日用品外，从不浪费点儿时间。

威廉斯先生感慨地说:“在这里实习的有罗马尼亚人、法国人，最勤奋的是中国人。”

在美国虽然时间紧张，但我没有忘记农场领导临行前的嘱托。我把在美国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连续报道的方式多次写信给农场。这些信件在广播站向全场广播。

实习期间国际农民协会发给一定数额的生活费，我尽量节省开支，从不去餐馆饭店吃饭，都是自己动手做，有朋友来访就烧中国菜或包饺子招待，外国朋友非常满意，这样既活跃了气氛、增进了友谊，又节约了开支。

回国后我知道了国家外汇紧缺，又急需外汇，我就把节省下来的生活费2300美元全部捐献给国家。

我在农场的工资每月51元,有人说我傻，可我觉得我做得对，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金山时报》记者来采访我，末了还邀请我去台湾"看一看”，提供全部费用，还保证“悄悄去，悄悄回”绝对保密。

她错误地估计了我们这些青年农民，我拒绝了她，遵照外事纪律此事我通报给了国际农民协会相关负责人。

由于刻苦努力，勤奋好学，我熟练地掌握了农场的各种农业机械，回国前夕威廉斯先生请我到家中做客，希望我留下来，并愿付高薪，但家中的亲人等待着我，农场的建设需要我。谢绝了他的挽留，我准时回到旧金山报到返回北京，回京后农业部部长高杨、赵帆等放下日常工作，用整整3天时间，详细地听取了大家的汇报。

领导们还从不同方面询问了一些饶有兴趣的问题。

返回五家渠后，农六师在八一俱乐部召开大会，我向广大干部职工汇报了我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以及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引起巨大的反响。

1981年回国不久，我国援建非洲索马里费诺力工程专家组急需一名英语翻译。

兵团党委决定派我赴索马里，而且马上启程。妻子带着繁重家务留下的疲劳神色看着我，可爱的女儿哭着不让走，在两难之中我毅然告别妻子儿女走向新的岗位。

索马里是一个赤道国家，一年没有四季之分，只有旱季和雨季。气候炎热潮湿，蚊虫肆虐。

最让我们这些新疆人恐怖的是蛇，到处都是。有几次蛇就缠在门把手上，盘卧在床下面，而且尽是有毒的蛇。

蚊子多、个儿大，全是花斑蚊子，被叮咬后得了登革热病高烧不退，弄不好还会丧命。我的前任翻译就是得了登革热病高烧不退险些牺牲。

环境虽然恶劣，但我们的工作一点不马虎。不论陪领导视察、去施工现场或举办索方工人培训班，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专家组一致好评。

第二年，我被派往首都摩加迪沙担任弗诺力工程组驻首都代表。从此我一人顶三人用，既是专家组代表，又是驾驶员，还是翻译。

每天在摩加迪沙不停忙碌，大使馆经参处、农业部、外交部、机场、港口、海关、旅游景点。除完成自己的工作外，我还经常被经参处抽去帮忙搞外事接待。

我的两年一届任期到了，但没有合适的人来接替，领导要我继续留任。

不久家中来电告知父亲病故，在此严峻的考验面前我强忍悲痛，回电安慰亲人继续在摩加迪沙工作。

1984年母亲又病危，在领导的催促下才回国。至此，我几乎连续在索马里工作了两期。

农场党委根据专家组党组织对我培养发展的介绍材料，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不久我被调到六师司令部机务科。1985年1月，农六师成立信息中心，师党委任命我为副主任。

随着改革开放和军垦新城五家渠的发展，中央、自治区的领导经常来五家渠视察，外国朋友也不断来旅游、考察、洽谈业务。我既要负责经济协作、外资项目和外事接待，还要担任翻译。

1985年春天，法国皮革机械公司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来五家渠考察，我负责项目洽谈并担任翻译，这个项目不仅是农六师而且是全兵团第一个对外合资合作项目。

我白天在谈判桌绷紧每一根神经紧张谈判，晚上要翻阅大量资料，有些还要译成中文，全面准确地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

合作终于成功了，当双方在合同书上签字时我感到无比喜悦。随后我又参加考察组赴法国，引进了大型皮革机械设备，为安装这些设备又翻译了大量技术资料，并且和技术人员一起加班加点日夜奋战，提前安装调试完毕。

公司投产后，在全国80家制革企业评比中华新公司名列第四。

不久我们又成功引进日本“黑字还流”贷款项目，总投资5.96亿日元用于建设农六师棉花生产基地。

利用这批资金为六师汽改厂和天津客车厂引入“三峰”车生产设备，还为兵团引进18台大型长臂挖掘机。

为此，我又先后两次赴日本狄原铁工所和新三菱卡特皮勒公司，圆满地完成了这两个项目。

几年来，我先后和意大利、美国、荷兰、瑞士、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客商进行了合资、合作以及贸易洽谈，签订了多项意向书和协议。

1986年，被评为师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科技工作者。

在繁忙中我挤出时间通过了世界语自学考试所有科目，新疆大学给我颁发了毕业证书，兵团宣传部门给我颁发了自学成才奖。我的先进事迹还被收录在农六师政治部出版的《时代的光荣》一书中。

1986年4月，我荣幸地接到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的邀请，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支青代表赴天津参加"海河好儿女回津汇报团"活动。

天津市十分重视这次活动，接待规格和“老山英模报告团”一样。

全部活动都由天津电台、天津电视台、《天津日报》今晚报》四大媒体连续跟踪报道。

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等领导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还邀请全体成员参加了座谈会。

4月30日，全体代表和天津市各界劳动模范同国家主席李先念一起参加了盛大的“五一”庆祝联欢晚会。

5月4日，代表团在天津人民大礼堂举行首场报告会，我向全市人民做了首场报告。天津电台、电视台对首场报告进行了现场直播。以后我又在南开区、滨海新区、天津大学、南开中学做了报告。

参加此次活动之初我就在想，能否利用这次机会为依然还奋斗在边疆的支青们做点事情，我和邢燕子、侯集等新老支青代表们商议。

当李瑞环等市领导接见代表们时，我首先发言，要求给当年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现在仍未回城的支青落上一个孩子的户口。

我开了个头，大家纷纷发言。我还说:“我们在边疆扎下了根，但以后老了想念故乡了、那时回天津看看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李市长边听我的发言边微微点头。最后他对代表们说:"你们的要求合情合理,但事关全国支青"

随后又当着大家的面对郑万秘书长说:"此事马上上报国务院。”

不久，一个子女回城落户工作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了。

5月4日，南开中学举行周恩来总理铜像揭幕典礼，我应邀参加并在主席台就座。

在周总理铜像前，市委书记倪志福，政协副主席、民族英雄吉鸿昌的女儿吉瑞枝和南开中学老校长、中国教育家杨志行亲切接见了我。

1987年，新任天津市市长聂壁初带着家乡礼物专程来兵团看望天津青年、在石河子接见了我们，鼓励大家扎根边疆为屯垦戍边做贡献。

1992年，我被调到兵团经贸委工作，参加了首届乌洽会的组织筹备工作。

乌洽会后来更名为中国亚欧博览会。为了利用好新疆的地缘优势，加强与独联体各国的贸易与经济技术合作，我先后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及俄罗斯(莫斯科、西伯利亚)等国家考察洽谈，并对兵团在这些国家已经设立的机构、公司例行检查。

1998年，兵团要在香港设立公司，我又奉命筹建。经过不懈的努力，完成了一系列手续、通过了国家相关部委的审批，成立了“新疆西城(香港)有限责任公司”并赴香港担任副总经理。

2000年，国家政策调整香港公司并入已上市的新天公司，我返回兵团机关工作直到退休。

【后记】

以红柳之韧，赴时代之约

——宋马烈的“开挂”人生，是奋斗最好的注脚

宋马烈口中的人生“开挂”，从不是命运的侥幸垂怜，而是一个青年扎根边疆、逆境不折、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必然。

他的一生，是一代兵团支青的成长史诗，是农垦人敢闯敢干的生动写照，更是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的鲜活范本。

1965年，西行列车载着热血与向往，将他送往准噶尔盆地边缘的枣园农场。

茫茫戈壁的颠簸、地窝子的简陋、玉米面与酸白菜的果腹，还有零下三十度的寒风与震裂虎口的劳作，没有消磨他的热忱。

他辗转多岗，从农工到机务参谋，干一行精一行，如戈壁红柳般，在艰苦岁月里深深扎根，把青春的汗水，洒向屯垦戍边的热土。 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家庭问题带来的政审阻碍、入党搁置、婚姻受挫，一次次刺痛人心。

但他未曾沉沦，而是以日记中的誓言为支撑，在逆境中深耕不辍——悄悄重拾英语，在繁重家务与工作的间隙，坚守学习的初心。这份不向命运低头、不废深耕之力的韧劲，为他日后抓住时代机遇，埋下了最坚实的伏笔。

中美建交后的赴美选拔，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从农场竞争到全师会考，从全国统考到上海培训，他以双优成绩突围，冲破政审桎梏，成为中美恢复邦交后首批赴美学习的青年农民。

在异国他乡，他拒绝灯红酒绿的诱惑，以最勤奋的姿态汲取先进农业技术，目睹差距更知使命在肩；他捐出全部节省的外汇，拒绝高薪挽留与不当邀约，守住初心与底线，把所学所思尽数带回祖国，不负农场领导的嘱托与祖国的期许。

归国后，他的奋斗之路愈发宽广。赴索马里援外，在酷暑、蚊虫与毒蛇的威胁中，一人身兼数职，强忍丧父之痛坚守岗位；扎根兵团外事与经贸一线，推动全兵团首个中外合资项目落地，引进外资与设备，助力兵团农业与工业转型升级；

作为支青代表，他勇为同行发声，推动全国支青子女回城落户问题解决，让个人荣光化作群体福祉。从戈壁荒原到大洋彼岸，从异国援交到跨国洽谈，他的每一步，都踏在时代节拍上，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兵团发展、国家建设紧紧相连。

从青涩青年到深耕半生的农垦骨干，宋马烈的“开挂”，从来都是厚积薄发。

他用一生证明，所谓成功，不过是在苦难中坚守，在机遇中奋进，在责任中担当。他身上既有兵团人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赤诚，也有中国人勤奋好学、自强不息的底色，更有与时代同频、与祖国同行的格局。

如今，岁月流转，枣园农场的荒原早已沸腾，兵团的发展日新月异，而宋马烈用奋斗书写的人生答卷，依旧闪耀着光芒。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的起点，只要心怀热爱、坚守初心、勇毅前行，就能在时代的浪潮中，走出属于自己的荣光之路，而这，正是奋斗最动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