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指挥越军打胜仗，越共招待他：五小时一小宴，十小时一大宴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1950年，我们应越南共产党的请求，派出了军事顾问团，秘密进入越南，帮助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军队抗击法国殖民者。

在援越队伍中，有一位中国将军格外耀眼，他就是陈赓大将。

受命于危难

1950年初。那时候的越南抗法战争，形势非常艰难。法国军队凭借精良的装备和坚固的据点，牢牢控制着越南北部的重要城镇和交通线，尤其是沿着中越边境的“四号公路”一线，法军修建了一系列堡垒，像一条锁链，企图封锁越南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困死越盟武装。

越南人民军虽然士气高昂，但缺乏大规模正规作战的经验，几次攻坚战都打得不太顺利，部队士气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亲自步行十七天，秘密进入中国，向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求援。

毛主席和周总理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伸出援手。

派谁去呢？这个人选必须既要军事过硬，能打硬仗恶仗，又要善于沟通，能处理好复杂的国际援助关系。

最终，这个重任落在了陈赓将军的肩上。

选择陈赓是很有道理的。他出身黄埔军校，经历过北伐、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一位从战火中锤炼出来的、智勇双全的战将。更重要的是，他和胡志明还有一段渊源。

早在大革命时期，化名“李瑞”的胡志明就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而陈赓当时是黄埔军校的学员，两人很可能有过交集，算是老相识了。派这样一位既有能力又有旧谊的将军去，再合适不过。

于是，1950年7月，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带着一支精干的军事顾问团，从云南出发，穿越边境，秘密进入了越南。

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打破法军的边境封锁，打通中越之间的交通线，为后续的援助物资进入越南打开通道。

边界战役的“神来之笔”

陈赓一到越南，顾不得休息，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先是和胡志明、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前线部队进行实地考察。

越军上下对这位中国来的“老师”非常尊敬，但也带着几分好奇和期待，想看看他能拿出什么破敌妙计。

当时，越军内部有一种强烈的呼声，就是想集中兵力，攻打法军在边境上最坚固的据点高平。

高平是省会城市，法军经营多年，工事坚固，守军也是精锐部队。在越军部分指挥员看来，打下高平政治影响大，能极大地鼓舞士气。

但是，陈赓在仔细分析了敌情和地形后，却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案。

陈赓认为，打仗不能光看政治影响，更要看军事上的可行性和实效。

高平城坚兵精，如果硬打，很可能变成消耗战，就算勉强打下来，自己的部队也会伤亡惨重，得不偿失。他指着地图，提出了一个“围点打援”的思路。

他发现，在连接高平和另一个重镇谅山的四号公路上，有一个叫东溪的小据点。

这里守军相对薄弱，位置却很重要，好比是法军这条“长蛇阵”的软腰。

陈赓的主张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东溪。打下东溪，就等于把法军的边境防线拦腰斩断。高平和七溪（另一个据点）的法军绝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派兵来援救。这样一来，战场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了越军手里。越军可以埋伏在援军必经的路上，在运动中歼灭这些离开坚固工事的敌人。

等到援军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孤立无援的高平自然就容易攻克了。

这个战术，概括起来就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围住一个点，引诱并消灭来救援的敌人”。

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在越军内部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特别是越军总司令武元甲，一开始也有些疑虑，觉得打一个小据点不够“过瘾”，展现不出越军的实力。

面对不同的意见，陈赓没有强行命令，而是耐心地开会、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其中的军事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

他分析敌我力量对比，讲解运动战、歼灭战的优势。

最终，他的分析和诚意打动了越共中央和武元甲，作战计划按照他的思路确定了下来。

事实证明，陈赓的判断完全正确。东溪战役打响后，虽然初期因为越军部队协同出现一些问题，进攻受挫，但在陈赓的及时调整和督促下，越军最终还是攻克了东溪。

果不其然，高平、七溪的法军紧急出动部队前来增援，结果一头钻进了越军事先设好的伏击圈。

在随后的一系列战斗中，越军运用陈赓传授的战术，连续歼灭了多股法军机动部队，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

法军在边境的防线土崩瓦解，不得不狼狈后撤。边界战役大获全胜，中越之间的交通线彻底打通了。

盛情难却：“五小时一小宴，十小时一大宴”

越南同志对这位帮他们打开胜利之门的中国将军，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便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了生活招待上。

据说，他们“五小时一小宴，十小时一大宴”。

这件事出自陈赓自己的日记，是他对那段日子接待规格的幽默总结。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差不多就是每隔五小时就有一次小型的招待，每隔十小时就来一次正式的大宴席。

这频率着实是高。

除了宴席，日常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

用陈赓在日记里的原话描述，那是“上马香蕉，下马柠檬，饭后咖啡，睡前菠萝”。

意思就是，出发前给你准备好香蕉，到了地方立刻有柠檬水解渴，吃完饭必上咖啡，睡觉前还有菠萝享用。

热带水果丰富，越南同志就变着花样用最新鲜的水果来招待贵宾。

越共方面还专门派了三位妇女同志，全程跟随陈赓一行，主要负责准备这些饮料和水果。

时间久了，幽默风趣的陈赓就给这三位负责不同“业务”的女同志起了外号：管柠檬水的叫“柠檬小姐”，管菠萝的叫“菠萝姑娘”，管咖啡的叫“咖啡大嫂”。

陈赓完全没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很容易就和越南的普通工作人员打成了一片。

然而，面对这样周到甚至有些奢华的招待，陈赓心里却越来越感到“不安”。

他在1950年7月24日的日记里明确写道：“越共的招待，使人不安。”

他为什么会不安呢？

陈赓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他看到越南当时的经济条件还很困难，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苦，越军战士在前线更是风餐露宿。

后方却为他个人花费这么多精力物力搞招待，这让他心里很过意不去，觉得太特殊化了。

这样的招待也给他开展工作带来了一些不便。

频繁的宴请和社交活动，势必会占用大量本应用于军事考察、会议研究和部队指导的时间。

陈赓是个雷厉风行、注重效率的人，他恨不得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解敌情、研究战术上。

所以，他后来实在忍不住，还专门向越共领导提出了“抗议”，请求免去一些过于繁琐的礼节性招待，让他能更专心地投入到军事工作中去。

越南方面的这种超规格招待，当然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发自内心的、朴素的感激之情。

超越战争的友谊

陈赓在越南待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大约从1950年7月到11月，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指挥边界战役。

战役胜利后，他又帮助越军总结经验，提出军队建设和后续作战的建议，之后便奉命回国了。

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与越南领导人，特别是与胡志明、武元甲之间，却结下了非常深厚的革命友谊。

他和胡志明是旧友重逢，胡志明亲切地叫他“阿东”（陈赓原名陈庶康，字传瑾，别名很多），两人交谈起来没有任何隔阂。

胡志明完全信任陈赓的军事才能，在战略决策上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而陈赓对武元甲，则是亦师亦友。一开始两人在战术上有过分歧，但陈赓凭借真才实学和耐心沟通，最终赢得了武元甲的衷心钦佩。

武元甲后来多次公开表示，陈赓是他的“老师”，从陈赓那里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军事思想。

这种友谊，并没有因为陈赓的离开而褪色。相反，随着时间流逝，越发显得珍贵。

在陈赓1961年因病去世后，武元甲专门撰写了那篇充满感情的纪念文章《越南人民军的伟大朋友，陈赓大将》。在文章中，他深情回忆了与陈赓并肩作战的日子，称赞陈赓是“智勇双全的常胜将军”、“富有国际主义精神、坚强的革命战士”。

胡志明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感念陈赓为越南解放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这些评价，都清晰地记录在历史档案中，成为那段亲密合作关系的权威见证。